通过他对工作的批判，阐明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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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篇文章旨在重新考考察尼采所提出的，关于工作作为一种活动的观点。
我们不是要从尼采的哲学出发去解释他在关于工作这个主题上的立场，而是需要通过他对工作的批判，阐明他的哲学——尤其是他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批判。因为这种方法论的选择允许我们全盘考察两个方面。
在考察他对工作的批判对策同时，也考察他对现代性和其所从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厌恶。
关键词：工作、尼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
作者：感谢Bernard Baudry, David Philippy, Jean-Pierre Potier, Christophe Salvat和许多匿名的期刊校对者的评论和建议。我将完全对本文所提出的观点负责。
引入
当一个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开始阅读《快乐的科学》时，他并不一定会期待他能找到关于某个政治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内容。
不过，我们可以模糊地在《快乐的科学》和尼采的其他作品中关于工作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活动的问题。
如果尼采提到这个主题，那么这无疑是因为他目睹了这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变化。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仅仅15年之后，出版于1882年的《快乐的科学》 [^1]是写作于一个高强度的资本主义分工逐渐显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各生产单位的工人需要大量聚集的时代：铁路、化学、电机和内燃机的生产（ Bairoch 1999, II, 129-34）。
尼采也同样与“工业革命”所必然导致的社会问题 [^2]是同时代人（Reinert & Reinert 2006b）。
马克思及其对工厂制度的谴责过去不到二十年，尼采也站在了批判现代工作的立场上。本文的目的是要弄清这个批判的含义。鉴于尼采是引起最多评论、分析和争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在进入我们的研究核心之前我们仍需提前强调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研究的相关性和对尼采文章在经济学，甚至经济思想史语境下的应用。
借助Backhaus和Drechsler的重要成果《弗里德里希·尼采：经济和社会（2006）》，Lapied和Swaton提出四个主要的难题(Lapied et Swaton 2013a, 44)。
第一，我们在经济思想史中只能找到很少对尼采的引用(Senn 2006)。我们因此看到，例如，熊彼得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只将尼采作为一个反民主和反理智主义的“坏例子”提及 [^3]，因为“他的学说并不构成这种思想路线的足够纯粹的形式”和他的影响已经“比我们有时候被劝诱去相信的要小一些” (Schumpeter 2004, III, 41) [^4]。
Charles Gide 和 Charles Rist断言“尼采几乎只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一个“个人主义信条的代表”。另外，他们的《经济学说史》也没有给尼采思想的发展留出位置。
第二，“尼采不是一个经济学著作的伟大阅读者”，因此，第三点是，我们在后者的著作中只找到很少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 [^5] (Lapied et Swaton 2013, 44)。
最后，是尼采对科学持“本质性的批判”视角，尤其是关于经济学 (ibid)。
然而，正如我们所展示的，我们认为正是从工作这一主题开始，尼采的思想才在经济思想史的视角下的意义才变得丰富起来。
根据我们的看法，这首先出现的四个难题，带给那些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以许多争论，也产生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解。而这些均出于尼采的著作。
一方面，哈耶克将查拉图斯特拉视作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与“人的个人主义观点”背道而驰，从而带领我们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Hayek 2010, 151)。
而在另一端，**马克思主义传统同样对尼采的作品采取批判的态度，从卢卡奇(1943)，到Losurdo (2002)，中间还经过了Clouscard(2014)。后者反对他“贵族主义式的批判”，附带地还批判了他工作理论中的个人主义**(2014, 14) [^6]。
虽然尼采没有发展出一种系统的经济学思想，但他仍然受到各种思想家的攻击。至于我们开展研究时遇到的最后一个难题，它关系到尼采思想的统一，和其思想特质的一贯性。
很多人将尼采视为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思想家，并且认为他是所谓出离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然而，通过阅读他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工作这一主题的著作，我们支持 Renault(2004)[^7]中的观点，这一观点对Losurdo那篇强调尼采著作的⼀致性 [^8]的论文(2002)表示了赞同。
与常常被引用的那种将尼采看作“非政治的”思想家的看法相反，这位意大利哲学家（Losurdo）将尼采描述为一个“完全的政治家[totus politicus]”，认为他的每个作品都表达出一种对于他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坚定立场。而这，作为一种“贵族主义式的反抗”，对抗着那种被他和许多他的同代人视为他们时代主要的威胁而反对的东西(Renault 2004, 147)。
这种主要的威胁在尼采那里被归结为一个概念：现代性。
“他驳斥一切时髦的东西，无论是关于自由还是进步，和平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那些概念”(Baudin 1947, 7) [^9]。
他对于工作所提出的批判因而也就成为了他对整个现代性进行反对的一部分。而这整个的现代性中就包括了诸如民主主义、浪漫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否定主义等趋势。[misarchism（这里参考谢地坤老师的译法）][^10 ](Krulic 2001)。
事实上，尼采认为，在民主运动的推动下，现代性裹挟着一种政治组织的退化和人的平庸化。(Neitzsche 2008c, 612).
在这个意义上，它还属于一种“现代的碎片化”传统 [^11 ]。
我们的主题也因此继续：**尼采提出的对工作的批判，是针对工作的境况，工作的形式和工作作为一种价值在现代性中占据的地位所做的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批判，是很接近于马克思的运用的那种批判的，特别是如果人们接受后者所形成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境况下的工作所作的批判”，而非一个“以工作为视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话（就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情况那样）(Postone 2009, 154)[^12 ].
然而，如果可以说马克思对工作条件的批判作品看起来是一个融贯的整体的话，那么尼采的作品则并非先天地如此。
他的批判是双重性的。
一方面，它与工作占据的重要性及其引起的社会变化相关。这方面的批判[^13 ]——我们称之为社会-历史的——是尼采最接近马克思之处。他们各自关于劳动分工、机械化，还有关于国家角色的分析都为二人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了例子。有多少这些批判就能找到多少这样的例子[^14 ]。
但是,另一方面，尼采同样提出了一种被称作是“贵族式的”工作批判，而这使得尼采从根本上讲，如果不能说是远离了马克思的话，至少也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Losurdo 2002)。包括德勒兹在内的那些思想家采用接合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方式，创造了⼀个左翼的、更接近上述批判的第⼀个⽅面的尼采。
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Clouscard的说法，这种接合只是一种“伪接合”。这种拼接既误用了马克思的思想，也误用了尼采的思想，误认为尼采的思想首先提供的是一个对于工作的贵族式的批判。(Clouscard 2014, 98-9)[^15 ]。
然而，这上文中所提到的关于尼采对工作的两种批判[^16 ]究竟哪一种在尼采的思想和著作中占据主要地位呢？
面对这个我们不打算假装结束的争论，我们希望用独特的方法希望研究尼采关于工作这一主题的著作。传统而言，人们通过整体的尼采哲学来阐释他对于工作的批判。
由于卢卡奇认为尼采的哲学回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对社会主义的反击”(2006, 75)， 因此他也就仅仅能够将尼采的著作设想为所谓的“贵族主义的工作批判”。
为了避免那种先天的，还原的，借助整体的尼采哲学思想来解释他对工作的研究的分析方法，我们将选择一个相反的路径。
即：研究尼采关于工作的主张让我们可以怎样理解他的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一个能够允许我们了解尼采哲学如何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最好方式。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研究尼采对社会历史所做的批判。
在第二部分，我们则将聚焦于尼采对现代工作批判中贵族主义的一方面。对于每一项考察，我们都将把尼采的文字放置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内来审视。
最后，在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证明只有在两种尼采的工作批判中间的折衷才能让我们理解其对于最重要的两种现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拒绝：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因而，我们将能够理解尼采所支持的观点中的某些元素。对后者来说，批判不是哲学的目的而是创造新的价值体系的工具(Nietzsche 2008c, 634)[^17 ]。
[^1]: 我们的研究格外注重这部著作，因为我们认为这部著作中蕴涵了最多关于工作的批判性分析。根据Maulnier (1925, 84)，它还包含了“尼采思想命运中的重要断裂”。它标志着其从批判时期转向价值的“创造”时期。参见Pippin (2006, 80)关于这部书在尼采著作中重要性的论述。
[^2]: 根据尼采，在物质价值高于精神价值的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存在自身就是一种转变的标志。
[^3]: 他因而喜欢挖掘索列尔的形象。关于尼采-索列尔的联系，参见Compagnon (2016, 76, 116)。
[^4]: 然而，熊彼特自己，却无疑经由桑巴特的作品，收到了尼采思想的间接影响(Reinert & Reinert 2006a, 72-4)。还可参见(Lapied & Swaton 2013a, 2013b, 2014).
[^5]: Lukács (2006, 64, 84)同样提到了尼采对经济学著作天真的忽视。关于尼采及读过的经济学家和他的经济学知识的宏观介绍，见Van Meerhaege (2006)。后者总结道：“虽然有学识的尼采阅读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但他这方面知识却是浅显的” (Van Meerhaege 2006, 49)。关于尼采晚期“经济学论述”的研究，见Müller-Lauter (1999)。
[^6]: 这种关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在尼采的著作中是一贯的。以哈耶克引用的查拉图斯特拉为例：很明显查拉图斯特拉一直代表复数的“善和正义”，而“高贵者”则代表单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同样体现在个人个集体上，这是解释查拉图斯特拉非常重要的一点。
[^7]: 仅仅关于这一点，而非全部。
[^8]:强调这种整体性并不是要说尼采有一个系统的思想。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的，因为对于尼采来说，“在他眼中，一种系统性的思想不可能考虑到构成现实的张力的，也就是说不可能考虑到它悲剧的维度”(Wotling 2010, 17).
[^9]: Louis Baudin是一位法国20世纪的自由经济学家，他主要在巴黎教书。194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尼采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的小册子。我们从Thibault Guicherd先生那里得以见到这本小册子，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感谢。
[^10]: 尼采创造的新词，用以指代对权威的反对(Nietzsche 2002, 86)。
[^11]: 或者按照Compagnon (2016)，反现代主义。
[^12]: 这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当然可能不被一致认可，但在我们看来仍是适用的。这在Fischabch (2009)那里被再次讨论。
[^13]: 我们选择这种表述，而不是仅用社会的，或历史的。这是为了强调这两个角度的批判的统一性。
[^14]: 这种相似性已经被Meerhaege (2006, 45)认识到了。我们还知道尼采在1865年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因而它不可能是关于《资本论》的(Reinert & Reinert 2006b, 124)。关于他们对自由民主制的，以及现代性的其他表现的批判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见Love (1987)。
[^15]: Clouscard的这一观点可以由很多作者试图调和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这一事实来阐明。这包括，比如法兰克福大学派成员，尤其是马尔库塞，或者那些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关于尼采的后世影响，无论是这些流派之内的，还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学中的，都可参见Antonio (1995)。
[^16]: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11, 88-9) 区分了艺术的批判和社会的批判。因此，我们的区分并不完全与他们的重合。尼采的艺术到批判是贵族的批判的一部分。如果，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确认为社会的批判也主要是受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却并不因此将艺术的批判的源头追溯到《波西米亚式生活》。
[^17]: 关于这一主题，见Maulnier (1925,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