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并不发明概念：它们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历史中都是给定的。哲学拿它们来解释世界，而这种解释有时也有助于改造世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已经不合时宜了。“野蛮”已不足以把握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作为重大事件的、不向犬儒主义和垮掉的一代屈服的诗歌也被现有的文化吸收并推向了市场，如果拒不妥协的否定性——假如我们以前对此有所耳闻——变成了肯定，并且还被用来证明现有文化依然存在着“言论与思想自由”，那么不一致的精神向度与物质向度就会变成现有世界的一个向度。
我们已经无法向前推进并把否定从完全物化了的语言中挤出来：人们并非没有听到拒绝和指责，相反，他们早就注意到了，只是他们听到信息之后，就把它转译成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问题，把其余的当成了假装自我批判的政治宣传。在“受政府资助的”研讨会和私立大学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学术话题，在那里，它以最客观的形式被呈现了出来（“任何人都得知道敌人的长处与弱点”）。荒诞派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的作品成了百老汇的票房宠儿。在一本优雅、昂贵、精致的纽约“杂志”上，“富裕社会”那种毫无意义的奢华藉由大量光鲜亮丽的整版广告（社会地位的象征让你有了感官的体验）淹没了文本，一篇出自黑人之手的长文出现了，文章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信念，它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描述了黑人的恐惧，并对白人宣称灾难即将到来：我们可以带着学术兴趣并充满热情地一口气把它读完。
在行动领域，情况更为严重。那些可怜无助的小和平组织，不是被认为有造反的赚疑而受到调查委员会的严格监控，就是他们自身相互竞争了起来，以便把颠覆分子驱逐出去（然而事实却是，对这个社会来说，和平才是真正的颠覆）。码头工人罢工，但他们的工会却宣称，“军用货船”仍然可以使用码头。也有不那么严重的：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旦有机会靠近民主政治的权力宝座，他们就会迅速地依附于统治者，并用优美的辞藻为其进行宣传和辩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所谓的先锋派的斑斑劣迹，在报复知识分子时充满了力量，但现在他却把真正的社会批判变成了调侃的对象（因此把荒诞派戏剧家尤金·尤奈斯库完全颠倒了过来：他曾认为正常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先锋派却把矛盾与哀痛当成了“玩笑”）。
恩斯特·布洛赫在l918年的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格言，即“为了那些不可能成真的事物”。自那时起，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存世界说出了它自身的真相，它公布了自身的真相及行径。每个人都能都读到它或看到它。一切都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杂志中。在那里，有大量的关于酷刑的客观说明，而这些酷刑不仅在“自由世界”得到了实施，还得到了讲授——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中反抗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特殊部队进行“基础训练”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从大幅彩色图片看到他们是怎么对待囚犯的。他们的面孔与嘴巴就是为了将恐惧散布到每一个角落。许多可控的（和人性化的）实验就是为了测试人在“反常”状况下的抵抗力，许多报告披露了发生在收容所、警察局和监狱中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由的组成部分：它们并没有被简单地隐戟起来，而是得到了讨论甚至受到了批判——但却仍旧存在。“现状”的力量在对它毫无现实意义的哀叹中得到了证实，而对那些批评者表示不屑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都是社会的阴暗面，抑或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才使这些东西变得有意义了，即现状维系着并改善了它的成员的生活，征服了更广阔的太空，甚至许诺部分人将在核战争中幸存下来。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似乎正在玩着它最大也最恐怖的游戏，也就是说，恐惧将最终被保留在进步当中，而整个事态会在更高的阶梯上“更强大并且更好地”重新开始。
在这种状况下，哲学比诗歌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但这还不是一种全盘否定的状况，相反，否定与肯定在这种状况下以一种生产性的统一体的形式无差别地交织在了一起。它是极权主义的，因此无法为单独一门学科所把握。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它，但哲学——不同于诗歌——是散乱的思想，它屈从于决定了思想史的逻辑。然而，随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组织化，支配的逻辑成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治者。任何超出概念的东西往往被怀疑为形而上学，或者被当成是诗歌而得到容忍；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与科学知识都毫无关系，即使这种超越并不指向永恒的彼岸，而只是指向历史的未来。最终，哲学在双重意义上——即生存论本体论和“分析哲学”——推翻了自身。至于生存论本体论，由于它饱受存在这个令人可怕的问题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困扰，所以对存在者来说，畏惧和不安都不应该保留下来；至于分祈哲学，由于它既傲谩又谦虚地将自身局限在了澄清某些不清晰的思想和言论上，并一直以来以独有的复仇的态度反对拥有思想和言论的智者，但只有他们在那些非“行为性的”、非意愿性的概念中能够把握真正发生了什么。
哲学并不发明概念：它们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历史中都是给定的。哲学拿它们来解释世界，而这种解释有时也有助于改造世界。哲学概念都是从既定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目的是为指出尚未给出但仍有可能的现实，而它也应当成为真正的现实。因此，这些概念有具体的抽象的方向：不是抽象为空无，而是抽象为连续的历史，即连续的现实可能性。其中有些可能性能够为在生存斗争中谋求和平提供契机，也就是说，能够为无畏地生活下去提供契机。真正的哲学就像真正的思想那样有责任去实现这种“价值”。
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身心就会彻底沦为被支配的工具。在某些历史情境下，解放的可能性曾如此真实，以致有人甚至提出要克服哲学，也就是说，理论找到了实现自身——即改造世界——的社会主体。通过把真理变成谎言，变成确实能够使生活变得有生产性的谎言，即追求无休止地征服自然和人类的谎言，当今的世界状况以它自身的方式扬弃了哲学，它通过将主体变成客体，将客体变成主体，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从这个被管制的世界来看，在技术最发达的地区，管控对象只要不是底层的大众，就有可能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才是制度真正的受害者：只要他们心里只想着继续工作，只要他们的需求和满足仍然具有社会必要性，他们就有可能以受控的方式满足自身受控的需求。他们生活在为了反对（或支持）核毁灭的可能而持续不断的动员的环境下，因为只有做好了准备，他们才能避免毁灭的命运；由于这种动员压制了恐怖，所以恐怖作为“和平共存”恒常不变的氛围本身实现了再生产——不断壮大的统治机器、社会财富与技术政治都实现了再生产。在那里，理性以这种形式变成了总体，变成了甚至能够将荒谬合理化的、无处不在的肯定的力量，而否定也就变得不合理了。
否定现有条件的概念性思维无法克服它，因为概念性思维无法克服连续的历史，而他者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连续的历史中。历史同样也有飞跃：他者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来说也许是灾难；不过，成为现实的他者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这仍然要看既有条件下那些准备去或因为难以容忍和无法再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而被迫追求解放的人努力的程度。这种被迫可以看作是自发性的证明。它在多大程度上被现有状况扼杀了，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历史性的否定来克服现状。
由于支配性的管制权变成了核恐慌，同时生产力又能够使更多恐慌的人口分享可控的社会福利甚至它的高雅文化，所以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异化变成了私人的神经官能症，变成了由现行体制框架下从屈于现行秩序的心理学家来治疗的疾病。
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实的、与众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即平静、幸福、毫无畏惧地生活，完全成了那套精于内政而疏于外交的“围堵政策” 主要的目标。
然而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理。它可能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它背叛或压制了真理，同时，作为过去，它也有可能重复。《精神现象学》的结尾讲到了回忆，他认为回忆“事实上是实体的更高的形式”。面对不真实也不可能真实并阻止自身与人类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现状，批判性思维变成了对那些曾经明确表达并预言关于实存的真理的概念的回忆。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对现存条件进行毫不妥协的分析的空间，而就一切哲思都蕴含着批判性思维而言，该空间一定还会在“最纯粹的”哲学中发挥作用。
从当前的世界状况来看，只有抽象的概念能够充分地把握具体。但它与实践的关系还是太过抽象、太过笼统。因此，“纯粹思想”的理念有了全新的意义：“纯粹”不应被理解为不受充满污垢的现实的影响，而应被理解为即使在污垢中仍能继续思考——通过把污垢带入概念，以理解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改变现状。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的——现如今被难以辨识地遮蔽了起来：尽管仅仅是所有人的生存与苦难就已经使现有秩序变得难以容忍了，但理论还是无力确定变革的历史主体。自在存在，即实存的每个人就其坏的否定性而言可能都是变革潜在的主体，但如果苦难在心理、富裕及野蛮暴力的日常压力下也被接受了的时候，自在存在还可以转化为自为存在吗？不过，实存拥有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力量。
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对立是如此的绝对，和平的理念与实存的解放是如此的现实，以至于没有什么比阻碍其实现的愿望更乌托邦的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阻碍其实现，人们在持续不断的动员中被调动了起来——以对抗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从两大阵营来看，支配的维系取决于敌人的持久存在。和平渐渐地成了支配的灾难，因此支配的灾难必定就会根据战争的灾难来进行测盘和计算。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全部领域都得服务于这种测算，正是由于这种服务，原本迥然不同的思想与方法逐渐走向了一致；为了把握实然，概念将变成肯定性的和“行为性的”。然而，完全以这种方式，概念是无法把握实然的，因为能够使世界变得可理解和流动起来的阿基米德支点已经丧失了。理性与科学成了总体动员的支柱。批判性思维通过揭露社会控制其成员的机制，通过探究和传播与当前进程有关的知识，通过将意识解放出来，通过剖析秩序的裂缝——都是为可能的未来进行准备所应尽的职责，但也并非仅仅是理论的职责——肯定能抵制它的无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