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本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存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在十九世纪，一个较为普遍的假设是，全新的技术形式——用机器取代人类——将会减少工作，并且增加休闲。像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设想了一个休闲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的丰富将减少对忙碌的工作日的需求，而且腾出时间进行本真-创造和理智-追求。
不用说，结果并不完全如此。
确定哪种社会、宗教和经济因素的组合增加了忙碌并且阻碍了休闲的可能性——无论是新教的工作伦理的影响，还是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的形式的增长，它要求加快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速度——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需要说——就像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我们被抛进了技术世界，因此，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个技术社会的假设和习惯的牺牲品，它强调速度、效率、有用性和生产力。因此，我们已经被忙碌所束缚。
然而，回顾几百年前的前工业化的欧洲，就会发现，关于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关系，存在者一种全部不同的图景。托马斯·安德森解释了这种差异：
在中世纪的欧洲，假日、圣日在英国占了一年的三分之一，在西班牙几乎占了一年的五个月——即使对农民也是如此。虽然工作是从日出到日落，但它是随意的，可以为了与一个朋友聊天、吃一顿长长的午餐、去酒馆或钓鱼而被中断——这些都是现代工厂的上班族不敢做的。事实上，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工人，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刚刚赶上了中世纪的同行，而本世纪末的美国工人已经落后于他们的中世纪祖先! 我们在技术方面的惊人增长并没有带来休闲的相应的增加。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海德格尔的本真性概念来探讨休闲的这种当代的丧失。我认为，前现代的休闲概念可以提供一种联系，将看起来相互冲突的本真性的不同说法统一起来。
《存在与时间》（1927）中的真实性通常按照“存在主义”的术语被解释为面对其本己的死亡的焦虑时的意志的承诺和决断，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本真性又在Gelassenheit的术语中被重新引入，成为一种对诸存在者的神秘的涌现的开放性，一种“让诸存在者存在”的开放性。
我认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性——在其最深层次上——并不能按照“存在主义”的术语被解释为一种将自我个体化的存在方式，它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而且允许主体对抗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采取未来的行动。
对海德格尔来说，成为本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存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意味着不仅要面对Dasein的未来（先行到死的存在），还要面对共同的过去（朝向开始的存在）。
在这方面，本真性涉及到对Dasein的开始的一种恢复或重复，海德格尔称之为本真的历史性，指的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历史的文化的可能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被现代生活的服从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所掩盖。
通过聚焦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荷尔德林的著作，我认为，对休闲和节庆的古老的解释可能在这种本真的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真正的休闲，被解释为游戏的一种形式，将我们从忙碌中解放出来，从技术的工作-世界的固化的惯例和实践中解放出来，并且给予我们一个开放的机会，来首先面对我们本己的存在的深渊本质和“诸存在者存在”的秘密。为此，休闲将我们与作为西方思想源初气质的惊奇重新-联系起来。
在休闲地惊奇中，本真的自我并不寻求对诸存在者的有目的掌握和控制，而是平静地接受存在的不安，并且因此，被允许进入惊奇的开放性或澄明之中，即让诸存在者按照它们本己的条件在场。
I. 技术、忙碌和真实的历史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哲学史——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是形而上学史，一种“关注是的事物的本质”的反思。
形而上学试图理性地确定诸存在者的存在，其中，存在被解释为实体——诸存在者的“所是”或持久的属性，即持续在场的属性。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反思标志着对一种更基本的存在经验的遗忘的开始。
形而上学的传统已经忘记了，存在最初不是从认识诸存在者的稳固属性的角度被把握的，而是作为诸存在者从遮蔽中显现或浮出的方式来把握的。
事实上，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只有在诸存在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浮出的基础上——例如，作为一棵树、一个数字、一件文化艺术品或一个人——哲学家们甚至才能提出“所是”的问题。在整个西方历史上，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占据上风，在此之中，实体在不同的时代被解释为理念（柏拉图）、能量（亚里士多德）、上帝的造物（基督教）、我思（笛卡尔），以及今天，作为经验的来源，是一种天然物质的稳固储备，可以被计算的理性有效掌握和控制。
在这方面，技术的时代是暴力的，因为它置造自然，并且迫使诸存在者只能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将自身显示或揭示为一个可供使用的对象-区域。
现代技术的这种暴力方面是我们的时代与以前时代的技术的公开之间的区别。海德格尔认为，在前现代文化中，技术并不是从挑战可用的诸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的。例如，希腊人从“技艺”的源初意义上理解技术，即一种解蔽诸存在者的手工艺，让诸存在者以它们本己的方式浮出。
希腊的工匠建造了古老的木桥，让“河流顺其自然”。 相反，现代技术的时代建造了水电站大坝，迫使河流变成水力。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是暴虐的，因为它集置存在者整体，并且阻断或掩盖了诸存在者揭示自身的任何其他方式。 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是暴虐的，因为它框住了诸存在者的整体，阻止或掩盖了众生显示自己的任何其他方式。并不是从挑战现有生命的角度来理解的。囿于技术的世界观，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机器和机构让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费、生产和交换诸存在者，从而加速了我们的生活。揭露技术的忙碌的弊端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早在1921-22年弗莱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课程中，海德格尔就对日常存在的“不受约束的、爆破性的冲动”提出了质疑，将操心确定为非本真性——在这些早期讲座中被称为ruinance/die Ruinanz ——的核心特征之一。
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毁灭式的生活是任何人和每个人的生活，一种在此之中人“没有时间”的生活，因为他在无休止地消费和管理“所是”——小玩意、信息、资源和其他人。
海德格尔在《对哲学的贡献》（1936-38）中阐述了对现代生活的这种批判，他认为加速——被理解为由技术“速度”的机械式增长所塑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对令人惊奇的东西、对立即扫除[我们]和打动[我们]的东西的狂热”——是技术时代的基本症状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海德格尔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宁静的评论，在那里，日常的忙碌本身就被理解为安宁，那么认为本真性需要一种缓慢或宁静的气质的说法就有可能产生误导。
同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人类的实存不能通过传统形而上学的视角来解释，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诸存在者——包括自我——被理解为实体。
在西方，人类存在的实体性的特征在不同时期被解释为非物质的灵魂、自主的思想，最近，则被解释为可量化的、由因果关系决定的身体。
Dasein被正确地理解为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作为一个被封装的心智或身体——而是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性的实存或发生，它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此，在此基础上，诸存在者可以作为他们所是的诸存在者而浮现。
作为一种共同的发生，我们目前对诸事物的理解是由我们被抛入的快节奏的技术世界提前调解的。为此，我们都有一种顽固/根深蒂固的倾向，即陷入一种预先-被给予的，公共的理解之中，这种理解是舒适的和熟悉的，因为我们正在做和相信其他人所做和所相信的事情。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非本真的公共的盲从性的倾向是安宁的，而且这种倾向在现代的特点是三个相互重叠的方面，即闲谈（Gerede）、好奇（Neugier）和模棱两可（Zweideutigkeit）。
海德格尔将闲谈描述为语言或话语在我们日常的行为和实践中的表现方式。根据这一观点，闲谈已经“理解了一切”，因为它被卷入并采纳了当下的公共的解释、假设和偏见。 例如，在我们的涡轮-资本主义世界里，闲谈有一种围绕着“最新的东西”、最新的名人和政治八卦、最快的小玩意、最具生产力和效率的工人的倾向，并且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解释最新的、最快的和最具成效的东西。闲谈与好奇相吻合，好奇把捉到现代的实存的方式是操心，兴奋地移动、旅行和消费，因为我们在寻找最新的冒险和公共的新奇玩意儿。在我们的操心中，我们经常是“无处不在”，因为我们被相互竞争的承诺和分心所拉扯。
而且，由于我们被扔进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闲谈和分心的事情，也是任何人都会闲谈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信仰和选择是模棱两可的。技术-科学的Dasein已经计算好了一切，提前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解释事物以及我们将相信什么。因此，模棱两可揭示了我们如何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握存在的令人不安的、神秘的方面。
融入日常性的预先-被给予的假设是令人欣慰和诱人的，因为它使我们不必面对我们本己的存在的意义这一难题，并使我们相信我们的选择和承诺已经处在“最好的秩序”之中，因为我们正在做其他人所做的事。 因此，事实上，我们并非是平静和镇定的，而是被“吸进”常人的“动荡”之中，并被说服“以更快的速度生活”，我们仍然是安宁的。我们被当前的潮流和时尚所带走。
为了寻找对公共的安宁的本真回应的可能性，我们必须首先拆解流行的——“存在主义者”——对海德格尔的本真性的解释。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未来确定为实存的首要的时间维度，一个由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的筹划体现出来的维度。筹划抓住了我们的存在总是领先于自身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断地压入已经存在的社会角色、实践和承诺，直到我们最大的最可能性–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