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塞尔那里，受到质疑的正是西方理性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孩子，即现代科学本身。
《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是胡塞尔最后一部著作。它写于20世纪30年代，其中第一部分发表于1936年，第二部分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我想指出我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来理解这部作品的历史轨迹的。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对西方理性概念重新进行彻底审视的背景下。这种审视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时很多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思想家都参与了进来，比如，柏格森、狄尔泰、韦伯、斯宾格勒、皮亚杰和巴什拉等。
对理性的质疑
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都质疑自希腊以来就指引西方思想的那个核心理念，即西方特有的“理性”概念。在我看来，胡塞尔是这些审视者中的最后一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令你感到奇怪）也是最为彻底的一位。
在胡塞尔那里，受到质疑的正是西方理性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孩子，即现代科学本身。从他的重新审视来看，西方思想起源于希腊，现代科学表现为这一开始于希腊思想、开始于西方思想的本源的重大进展的终结，它在该思想终止与实现了终极目的这双重意义上表现为这一进展的“终结”。
现代科学
按胡塞尔的看法，科学，即伽利略与其追随者所代表的现代科学，发端于希腊的知识与真理观念，终止于科学理性，但在科学理性那里，真理与有效性本身却包含着幻想与压抑。在我试着呈现胡塞尔激进的观点之前，我必须强调，这并不是某种社会学分析或知识社会学的结果。
胡塞尔的著作引人入胜的一面恰恰在于，这是在思想史的学术框架下，甚至可以说是在学术劳动分工框架下的一种哲学分析。胡塞尔重视作为职业（Beruf）的哲学；作为职业，哲学应该在职业时间（Berufszeit）来进行，也就是说，这些考察应该在专门的时期内、按照学术分工来进行。胡塞尔补充道（这一点很重要，我会在结尾处再讨论），哲学家的职业之所以极为独特，是因为（用他的话来说）：
这一职业与“彻底改变人性的可能性”——当然，不仅包括彻底改变人性，还包括“解放”人性——紧密关联，也正是这种可能性使哲学家这个职业在劳动分工中显得极为独特。
在完成这一哲学任务（同样也是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过程中，在它自身内在发展的过程中，胡塞尔的分析超越了自身，毋宁说，他从纯粹的理论维度进而谈到了不纯粹的、前理论的实践维度。
纯粹理论的不纯粹的前提
更确切地说，纯粹的理论分析看到了自身内在的不纯粹性，但只能从这种不纯粹的领域复归仍旧纯粹的超验论现象学的理论维度，即作为实践、前理论维度之构成物的生活世界。（我用的是德语“Lebenswelt”。在该语境下，直译的“lifeworld”有失宽泛与含糊；因为胡塞尔想说的是我们日常的经验世界，它是在直接经验中被给定的，是实践的，比如，处于我们经验现实中的生活与死亡世界。因此我下面用的是“Lebenswelt［生活世界］”或“empiricalreality［经验现实］”。）
现在我要花些时间来呈现胡塞尔的论题（著作尚未被完全译为英文；不过，阿伦·古尔维奇对该书做了出色的摘编），不过，我会以突出关键问题的方式来关注它。胡塞尔首先极为简明地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希腊理性概念，即人类凭借智思能力自我规定并规定其世界的理念；根据理性概念，人类的智思能力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同时也规定、限定及改变了这个世界。
古希腊的理性
这种观念的先决条件是，可被理性把握的世界本身在结构上是一个理性系统，因此可以在人类自身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认识和改变。换句话兑，对希腊人而言，理性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在此基础上，从改变世界使其符合人类理性的能力和目的来讲，理性既是客观的手段，也是主观的手段。而在该过程中，作为理论（theoria），理性本身一直是并仍将是改造世界的基础。
因此，哲学作为科学被确立了起来，而作为最原初、最完美的、最一般的科学，它必须为所有其他科学提供指引与目标。
原初的理性
这个原初的理性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它意味着理性有着超事实、超时间的有效性，因此相比直接给定的事实，由理性所揭示与规定的真正的实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建立起了一个以这种方式与直接给定的事实相对抗的权威的现实。
第二，真实的存在是观念性存在（这从第一点可以推论出来），而不是在我们经验的、实践的世界的流变中直接经验到的存在。因而“柏拉图主义”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
第三，客观性必然与主观性密切相关，而这也再次表明理性既是客观结构，也是主观结构。在此，胡塞尔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阐释，而它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重新赢得了西方哲学发端时的核心问题与论题，即存在与理性的终极同一性。他说道：
存在与理性
如果认知理性规定了（存在的本质），那么存在与理性能够分开吗？
因此，我们在西方哲学最初与后来关于基本问题的表述中发现了这种字面上相差无几的同一性，即理性与存在、认识与存在的神秘统一乃至同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合为一体的那种理性概念，现在被胡塞尔理解为一种筹划。
在此，我是在萨特哲学所阐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就这一理性观念及其应用而言，“筹划”是一种特定的体验、诠释、组织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它只是诸多可能的筹划中特定的历史筹划之一，不是唯一的、必要的筹划。
无效的筹划
对胡塞尔而言，这种筹划的实施开始于现代科学的基础，即伽利略的自然的数学化。伽利略的自然的数学化确立了纯粹的理性概念体系，这是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所梦寐以求的；伽利略把这种用数学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当成了真正的现实，用这一科学的世界取代了唯一的给定的现实，即我们的经验的生活世界。
但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筹划的实施也就是它的瓦解。对于这种科学理性来说，理性这个观念及其应用只有在实证科学和对自然的技术征服中才能被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整个科学原初的基础，即本应构成科学的结构、内容与目标的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效的、抽象的、无意义的形而上知识领域，它以这种无效的形式继续维持着它无望的学术存在，并且渐渐地融入了心理学。
哲学的筹划
依据理性原初的观念，基础哲学本应为科学设置目标、宗旨和含义，本应提供真正普遍的概念，而理性在与这种哲学分离的同时，它也脱离了——这对胡塞尔来说至关重要——合乎理性的人文精神（humanitas），不过，从最初的哲学筹划来看，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科学的、技术的理性变成了首要的理性。科学原本形成于生活世界，并且为了生活世界才发展的，但是，由于它从哲学所设定的有效的“目标”中分离了出来，它所设定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进步的基本原理就变成了生活世界本身的基本原理。
科学与生活
科学并没有理性地超越生活世界，它所理解、表达和扩充的是生活世界特定的原理，即对环境更加积极有效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对人类更加积极有效的统治。
但那并不是科学的内在目的，因为对于内在目的来说，最首要的是，它不仅仅在时间顺序的意义上由促使科学得以发展的经验现实所规定。因此，理论理性与纯粹理性在没有失去其作为理论的科学特征的前提下变成了实践理性。理论凭借其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根据，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
但是（这对胡塞尔及其为他后来的现象学还原所作的辩护来说都至关重要），理性这一整体的发展与转变，纯粹理性、纯粹理论与纯粹科学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对使它们得以产生的经验现实所作的内在承诺，这些都仍然隐匿于科学本身，隐而不彰，未受到质疑。
新科学并未阐明其证据、有效性与方法的条件与界限，也未阐明其内在的历史性。它尚未意识到自身的基础，因此无法认识到它的受奴役状态，也无法使自身从由预先给予的经验现实所设定的、给定的科学目的中摆脱出来。
——由于这些表述很容易遭到误解，我想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要在经验现实与其中发展起来的纯粹科学之间构建一种社会学意义的联系。胡塞尔的概念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经验现实是纯粹的科学概念得以形成的框架与向度。换言之，在特定意义上，经验现实构成了科学所认为的纯粹理论概念。
在我继续介绍胡塞尔对这一发展的诠释之前，我想以一种可能使其挑衅性的意义显现出来的方式重新表述和扩展他的论题。科学和经验现实之间正在形成的关系消除了理性的超越性。理性丧失了其规定和筹划存在理念及模式——超越了那些由普遍现实构建的理念与模式，并且与它们相对立——的哲学力量和科学权利。
我要说：所谓“超越”经验现实，不是在形而上意义上，而是在历史意义上，即在筹划截然不同的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意义上。
让我们重新回到胡塞尔的诠释上来
新科学（他主要将此理解为伽利略式的科学）构建了一种理性的“无限”的存在世界（我这里完全采用了他的说法），这个世界通过科学本身被系统地组织了起来，也得到了界定。
在这个世界中，任何客体都不是在其偶然发生的特定事件中对它有了偶然的认识，而是在其本质中对它有了必然的认识。因此，它并不是作为个别的对象，而是作为普遍客观的范例（下落的羽毛是运动中的广延实体），才成了科学知识的对象的。
这就是说，具体的、特定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式的总体）已经不再是本质（theWesen，theessence）；柏拉图主义不仅在物理学中，而且在科学理性这个观念中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去个体化是实现科学领域量化的先决条件，伴随这一过程的通常是将第二性还原为第—性，把不可更改的个体的感觉经验贬为非理性。
由于这一双重过程，现实如今被理想化为“各种不同的数学形态”：任何事物，只要通过作为纯粹形式（reineGestalt）的普遍有效的证据得到了数学证明，现如今都屈于自然真正的现实。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使新科学与其原初经典的形式分离了开来），与柏拉图的概念形式相反，数学化的物理学的概念形式从它与其他数学目的的一切实质性的关联中摆脱了出来。
伽利略式科学的概念王国已经不再包括道德的、审美的、政治的形式（Forms），即柏拉图的理念（Ideas）。从理念王国分离出来的科学现在完完全全发展成了“绝对真理”，而无论它在自身王国内多么相对，它可能都已经不再受自身前科学的、非科学的条件与基础的约束。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数学绝对真理的证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对此表示质疑）对伽利略来说是自明的，所以他从未问过其有效性的现实基础，从未问过该证明及其向整个自然扩张的有效根据。
因而，新科学的有效性仍然是不明朗的；它自身的基础从未变成科学探究的主题；科学有一个不受控制的非科学的基础。这对科学的有效性本身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对胡塞尔而言，科学与前科学的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能够影响到科学概念自身特有的结构与含义。
那么在胡塞尔看来，数理科学的这种前科学的有效的根据在哪里呢？作为具有自己特定的方法和可能性的测量术，数理科学源于几何学。这种经验现实中的测量术承诺了并且的确也实现了自然渐进的可计算性，从而使自然成了在控制与利用自然方面愈发精密的“筹划”（Foresight，即Voraussicht，也许最好是译为筹划，或者有效的、理性的预期）的奴仆。
因此，筹划与理性的预期能够在经验生活世界转变的过程中指引实践的方向，但它们却没有（而这至关重要）设置、规定或改变这种转变的目标和目的。为实现现有生活世界的转变与扩张，几何学能够并且确实在提供（并且同样适用于几何和数学本身的扩展）方法论和越来越精密的计算方法，但却永远不能借助自身的概念去规定、预测或改变这一转变的目的和目标。
从新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来看，它在本质上就是非超越性的。这就是我对胡塞尔那个主题句——科学“使生活世界仍然保持原样，它的本质结构，它的具体因果样式，都没改变”——的理解。
至于对这一悖论性、挑衅性的论点（显然是个悖论，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科学视为世界上最具活跃的动力之一）的解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科学与社会之间或多或少的外在的关系，而是科学本身内在的概念结构，其纯粹理论与方法，现如今，胡塞尔从它们必不可少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从它们所委身的特殊的历史性筹划（它们就起源于该筹划）把它们揭示了出来。
纯粹科学保留、扬弃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促使它出现的实践，因此，它含有这种实践所构建的目的与价值。
因此，经验现实完成了“赋予意义的行为”（sinngebendeLeistung）：它是科学真理与有效性的组成部分。科学就是生活世界的扬弃（AufhebungderLebenswelt）：
（1）因为科学消除了直接经验到的材料与事实，
（2）因为科学保留了直接经验到的材料与事实，但是
（3）仅以更高级的形式把它们保留了下来，即以普遍有效的理想化的概念的形式把它们保留了下来。
这三重过程就发生在科学抽象化的过程中。量化的概念形式是从经验现实中具体的量抽象而来，但后者在概念中和在科学抽象化的运行方向中仍然发挥作用。
前科学的、预先给予的经验现实以这种方式进入科学事业本身，使它成了对经验现实所预设的一般筹划中的一种特定的筹划。科学把经验形式转化成了抽象的数学概念形式，但是后者却遮盖了这一历史关系：
数学与数学化的物理学的概念外衣（Ideenkleid）体现了经验现实，但［与此同时］也掩盖了经验现实，以至于我们完全把方法当成了真正的存在。
这也许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有效果、最持久的骗局！事实上，真正的、有着自身目的的现实仅仅是一种方法。数学思维虽然精确、有可计算性，有预见性，但它却仍然留下了一个空白（Leerstelle），因为这种可计算与可预见的目标和目的并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规定。
因此，经验现实所提供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目的都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唯一的条件就是它要控制在科学方法的范围内。纯粹科学是中立的，这个著名的说法就像是一个幻象，因为这种中立以数学概念的形式掩盖了其与预先给予的经验现实之间的本质关联。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科学本身的客观先验性处于隐匿的经验的先验性之下，即处在所谓的生活世界的先验性之下。此外，只要这种经验的先验性仍然处于隐匿状态，仍然不进行检验，科学理性本身内部就仍然包含着它无法控制的非理性的内核。
依胡塞尔的说法，现代科学因此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在运转，人人都可以学会操作，而不必理解操作的内在必然性与可能性。换言之，纯粹科学具备一种先于所有具体应用的内在的工具特征；纯粹科学的逻各斯是技术，因此它必然依赖于外在目的。
如此一来，便将非理性因素引入了科学，而只要非理性仍未被科学发现，科学就无法克服它。用胡塞尔的话说，理性只有作为显明的理性（offenbareVernunft）才是理性，而且理性“只有显明无疑，才认为自身是理性”。只要理性在科学中仍是不显明的，科学理性就不是完备的科学理性。
那么理性到底该如何意识到自身呢？胡塞尔建议用现象学分析突破现代科学内在固有的神秘化。在字面意义上讲，现象学分析是一种治疗方法。之所以称之为治疗方法，是因为它可以识破神秘的科学概念与方法，并揭示出一切科学的先验性都处于其下的构成性的生活世界的先验性。
对胡塞尔而言，这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预先给予的经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否则那种先于科学先验性的先验性将永远不可能显露出来。但很显然，哲学本身也是这种经验现实的固有部分，也处于经验现实的先验性之下。
这个循环只能由双重的现象学还原（即悬搁，epoche）来打破：第一步是对客观的先验性进行悬搁，即对科学真理与有效性进行悬搁；第二步是对生活世界的先验性进行悬搁，即对意见（doxa）及其有效性进行悬搁。
现在我们还保留了什么，双重悬搁之后的剩余（residuum）是什么呢？在第一重悬搁中，我们对科学真理及其有效性“加括号”（就是说，我们并不否定，只是悬搁判断）。那么剩余就是：（1）整个经验现实的一般结构，事物在时空中无限的流形，生成（theorta），以及（2）所有事物必然现身其中的世界本身——世界是所有特殊对象普遍的、无法超越的地平线。
但第一重悬搁是不充分的：它无法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即突破神秘化，并揭示科学真理的最终根据。这是因为通过笫—重“加括号”，我们仍然要以经验现实为基础（aufdemBoden），我们对我们的日常经验仍然持“自然的态度”。
第二重悬搁是必要的，“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对经验的“自然的态度”，悬搁了一切我们在直接经验中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当成是有效的东西。一旦我们也悬搁了这些判断，我们就会不再反思预先给予的世界及现身其中的特殊对象，而是反思这些对象是如何显现的，以及整个世界以哪种模式被给予了我们的。
因此，第二重悬搁的剩余是作为意识模式总体相关物的世界，作为“综合的总体”的世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剩余是超验的主观性，而且世界作为绝对的主观性的现象被给予了这种超验的主观性。
这种超验的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任何特殊的、个体的或群体的主观性。它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不论对象和对象关系是什么样子，现在看来，它们一定是在将客观性与主观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具体的综合行为中被构造起来的。
换言之，我们现在有了或可称为绝对的原初经验的东西：这种经验处在任何可能的客观性产生之初，并构成这种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能成为科学思想及其他思想的对象。如今，现象学还原打开了其中构造所有客观性原初最普遍的结构的向度。
我想稍微对此做些批评。超验的主观性的突破性进展被认为是它走上了揭示全部科学的有效性所依赖的基础的道路。但我要问的是：还原性的现象学分析能否实现其深入考察科学的、前科学的有效性与神秘化这一目标呢？我将给出三点思考。
其一，现象学分析面对的是物化（胡塞尔并未使用这一术语）的事实。物化是一种通常不予审视的形式。科学的、前科学的经验之所以是虚假的、不完备的，是因为它们被经验为客观的（物质的或概念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主客体（subject-object），是主观性的客观化。
通过将分析建立在构成性的主客体的相互关联之上，胡塞尔的双重悬搁进一步探究了物化状况，但所有超验论的唯心主义同样也是这么做的。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我们并未超越康德。我知道胡塞尔对现象学与康德的差异做了诠释；但是我认为，在我批判的语境下，这种差异无关紧要。
我的观点是现象学的突破并没有提到主观性实际的构成。胡塞尔在第一重悬搁中超越了科学的客观先验性，在第二重悬搁中超越了经验的先验性。因此，他为批判地分析经验现实创立了一套概念上的元语言。
但我的问题是：这套概念上的元语言真的能够把握主观性的构成吗？我认为不能。
其二，现象学还原最终回到了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仅仅构成了最一般的客观形式，比如，对象显现的一般形式，对象变化的一般形式，以及与其他对象相互关联的一般形式等等。但这种主观性能向我们提供伪装的理性、科学真理的有效性背后的“显明的理性”吗？这种超验的主观性能解释并解决欧洲科学的危机吗？胡塞尔的超验的主观性还是一种纯粹的认知的主观性。
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坚持经验现实是由思维主体和行动主体、理论与实践构成的。胡塞尔在赋予意义的行为中认识到了历史主体；然而，现象学分析通过将历史主体悬搁、加括号，创建了属于它自己的先验性、思维过程以及意识形态外衣。现在，纯粹的哲学取代了纯粹的科学，作为终极的认知立法者构建了客观性。这是一种狂妄自大，它内在于一切批判的先验论，因此必须被祛除。胡塞尔本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狂妄自大。他认为哲学家是“主观性发挥作用的原源泉”：哲学家是一切可以理性地被称为客观现实的东西的原源泉。
最后是我的结论，也是我的问题。胡塞尔通过揭示纯粹科学具体的历史-实践基础，认识到了对科学普遍性与合理性的盲目崇拜。他认为，纯粹科学在本质结构上是技术性的——至少潜在的是应用科学。
科学方法本身仍然依赖具体的生活世界。这是科学理性中潜藏的非理性因素。胡塞尔之所以产生这种依赖是因为哲学维度的缺失，而该维度原本是科学的基本维度。经典哲学依据某种理性观念规定了科学的方法与功能，它们认为理性的观念比那些包含在既定的经验现实中并通过经验现实被构建起来的东西具有更高的真理性和有效性。
这种有效的理性观念就是人之为人的目的，就是人文精神的实现。在胡塞尔看来，与科学从这种哲学基础上摆脱出来相伴而生的是人文主义的理性结构坍塌了。这意味着人文主义在现代人文主义诞生之际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人文主义本身诞生之时，就是人文主义退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之际。
显然，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人文主义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几乎影响不到非人现实的意识形态，一种更高的价值。最后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与这一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还是说就像科学一样，它同样狂妄自大？它是否同样不愿审视自身现实的基础与功能，因此，它是否也应该因为未能完成理论与理性的任务——即促进人文精神的实现——而承担罪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