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佑的生活与西方的生命政治体制早已处于同一个领域之中
——作为阿甘本读者的斯宾诺莎（节译）
授权信息：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竱肇」，已获授权，原文链接：“Stasis”之终结
吉奥乔•阿甘本认为，在西方思想对主权（Sovereignty）这一概念的理解历史中，“居然并不存在‘Stasiology’（内战学）：一种关于‘Stasis’或内战（civil war）的理论”。
而他自己在如何寻找超越生命政治的政治的过程中，其看法就明确地以内战学相关的“Stasis终结”之思达到了顶峰。通过考察阿甘本对Stasis的运用，我们该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神学？
Stasis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政治神学方向探究的术语。它首先的与政治有关，因为它的主要含义是政治变迁、革命或内战。同时也与神学有关，因为它表示不动或不变性，而这是上帝的属性。
这样一来，Stasis同时呈现出了既存在（在场）又不存在（缺席）的状态，这体现了政治神学中神圣与世俗之间不可同化的关系。而我们的问题在于：阿甘本是否依然忠诚于保卫这种不可同化的关系?还是说，当他呼吁终结生命政治的那一刻起，他已经背离了这一对立？阿甘本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将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有用的线索。
I. 论“Stasis”
在一篇名为《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论文中，吉奥乔•阿甘本认为，在西方思想对主权（Sovereignty）这一概念的理解历史中，“居然并不存在‘Stasiology’（内战学）：一种关于‘Stasis’或内战（civil war）的理论”(Agamben 2005a: 284–85)【1】。而他自己则在寻找某种“超越生命政治的政治”的过程中，其看法就明确地以内战学相关的“Stasis终结”之思达到了顶峰。
只有能直面应对西方这一根本生命政治学分裂的政治学，才能平复这种震荡，并结束在大地上人民之间和城邦之间制造区分的这场内战（civil war）。(Agamben 1998: 180)【2】
阿甘本首先呼吁把“Stasis”纳入政治决策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把“Stasis”排除在政治之外。这个策略很有启示性，因为阿甘本对主权的定义正是基于某种容纳着排斥的逻辑（the logic of inclusory exclusion）。
伊娃•盖伦（Eva Geulen）将其称为“例外逻辑”，但它同样可以被称为“主权逻辑”，甚至是“政治逻辑”(Geulen 2005: 73-82)。因此，本文将通过比较阿甘本对终结“Stasis”的呼吁和包容某种排斥的逻辑来考察他的主权理论。
对“Stasis” (στάσις) 这一词来说，其意思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意味着固定不动、稳定、现状；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流动性、动荡和革命【3】。“Stasis”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含义可以说都是政治话语的基础。“Stasis”是英语中“State”（国家）一词的词根，也是所有源自拉丁语的语言的对应词，如德语中的“Staat”（“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他翻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候，却将“Stasis”解释为“暴动”（sedition：妨害治安/煽动叛乱）【4】。因此，同一个词既代表了主权权力，居然也代表反叛甚至内战的权力。可以说，“Stasis”一词建立了一个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关系群(见Vardoulakis 2009)。
一旦政治性与一个词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阅读的政治性”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对这一词语解读的方式都是政治理论现状的症结所在。此外，正如鲍曼所观察到的那样，“对定义的抗拒设定了主权的界限”(鲍曼1990：166)。这种“文本阅读时的政治”源于“Stasis”这个词本身，因为“Stasis”还有第三个含义：疾病或感染。疾病会让附着在这个词上的另外两个因素——流动和静止、现状和革命——形成一种生产性的关系。正如将要展示的那样，“Stasis”的第三个含义在政治论述中的使用方式决定了如何理解主权和革命。我想说的是，疾病指向主权其核心的虚无——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政治话语是无条件的。
因此，“结束在大地上人民之间和城邦之间制造区分的这场内战”的告诫，并不是简单的某种反对内战的声明。相反，它表明了阿甘本政治哲学中“Stasis”的运作。“Stasis”一词同时具有的不同含义形成了一个内战与主权之间的结合点——在阿甘本的表述中是“内战与例外状态之间的接近”。所以，“Stasis”的三个含义——流动、静止和疾病——在特定话语中的关联方式同时也是该话语对主权这一概念的表达。因此，阿甘本的包容-排斥逻辑是由“Stasis”这一词的双重面向产生的：一方面，是通过对其元素的特定表述来创造的；另一方面，又是通过主权者创造的。
阿甘本的主权是从被动中产生的，这是根据疾病（也就是根据“Stasis”的含义之一）推断出来的。作为主权基础的被动或疾病导致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断裂【5】。阿甘本将这种断裂解释为伦理与政治的分离。阿甘本把斯宾诺莎引为参考的种种将显示“阅读的政治”对政治的影响。那个属于快乐（joy）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被吸纳在了阿甘本所反对的赋予疾病特权的哲学事业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斯宾诺莎已经在他的作品中提前先见的演述了阿甘本所称之为“内战学”（stasiology）之学的特点——先包含后排除的逻辑。
因此，借助斯宾诺莎的文章，我们能够做到对阿甘本进行批判性阅读。斯宾诺莎成了“阿甘本”的读者，因为对斯宾诺莎的阅读能够起到对阿甘本进行批判的效果——斯宾诺莎认为的“没有安全的外部”（即，没有独立的标准）这一点可以对阿甘本提出批评。这很重要，因为阿甘本正是假设了这样一个外部的存在，以使他的政治概念和阅读实践合法化。
我将首先展示的一点是：“Stasis”的三种含义如何组织起了阿甘本的整个政治概念。然后，我将试图证明为什么阿甘本对斯宾诺莎的引用对于从理论角度探讨“Stasis”至关重要。我认为，这种做法表明，独特性(singularity)在阿甘本的政治概念中缺席了。在这一点上，我将解释独特性(singularity)的缺失是如何与阿甘本的阅读实践相互联系，从而导致了一种阅读政治的。最后，我将指出，“Stasis”这一概念怎样允许了我们对主权产生一种与阿甘本式的解读并不相同的解读。
II. 被动性的政治
Stasis并列存在的三种不同含义——流动、停滞和疾病——表明了阿甘本对主权这一概念的解读。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将被动性作为疾病的特权。对阿甘本来说，被动性的范式是“穆斯林”（P9）。这是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等人对纳粹集中营中最卑微的囚犯所起的名字。“穆斯林”是“一个被羞辱、恐怖和恐惧剥夺了所有意识和所有个性的人，他被迫变得绝对冷漠”（Agamben 1998: 185）——绝对的冷漠是一种疾病。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一词意味着政治的双重基础：将生物或“赤裸生命”——被动性的排除——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而这只是为了让它能够被主权者的权力（sovereign power）重新引入【6】。赤裸生命与公共生活分离的这一过程，作为“生命政治体的产生是主权者权力的原初活动”（Agamben 1998：6）。这种政治逻辑的绝对必要条件是一个与政治完全分离的“病态身体”（diseased body）。
根据阿甘本的说法，“穆斯林”的冷漠提供了另一种政治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绝对冷漠”的身体，这些集中营的“穆斯林”们“不再以任何方式属于人类世界。他沉默而绝对孤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Agamben 1998：185）。“穆斯林”的疾病使他已经置身于一个外部性的领域之中。阿甘本将这个“另一个世界”定义为一种空间，一种“事实与法律、生活与法律秩序、自然与政治绝然不分”的空间（Agamben 1998: 185）。这首先体现了传统主权的暴力姿态，正是它将激情和行动、动物和人类分离开来；但它也将人类的能动性重新配置为一种自在的感情，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人类的新定义：“[根本性的被动状态]（Fundamental passivity）经历并忍受其自身的存在……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不可能/非潜能’（a-dynamia）”（Agamben 1999b: 182）。被动性表明阿甘本对人的重新定义之中弥漫着消极性。
通过根本性的被动，阿甘本的新主体将创始性的主权暴力内在化，因此与主权不谋而合。阿甘本的主权概念位于被动性和主动性这两个概念二者进入模糊区域的那一个点上。这个区域展示了“穆斯林”和主权之间的内在冲突——或作为瘀滞的Stasis。在阿甘本富有挑战性的表述中，“就元首（Führer）而言，赤裸生命立即成为了法律，正如在营地居民（或“Neomort”）[即“穆斯林”]的身上，法律变得与生物生命没有区别一样”（阿甘本1998:187）。在模糊地带，在“被动”和主权之间形成了一种静止或对峙——赤裸裸的生命、纯粹的生物性、病态的身体。这样一来这两者变得无法区分，“穆斯林”和元首（Führer）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对法律的确定是与对主权的确定相邻的。阿甘本坚持认为被动性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断裂【7】。主权者对政治的暴力行为是以疾病或被动为基础的。但疾病是没有根据的。疾病者的“赤裸生命”不能被简化为法律框架下的公民身体。因此，伦理与规则规范并不一致——伦理与政治是不可通约的【8】。这一举动对于理解阿甘本的内战学（Stasiology）至关重要，因为它指的是流动性或剧变——“Stasis”的第三个要素。从身体的被动性和主权者的暴力的角度来看，政治和法律是模糊不清的【9】。但同时，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伦理与法律是不相容的。从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之中，阿甘本如此推断：伦理与政治分开是可能的。这种分离在阿甘本的内战学（Stasiology）中是不可或缺的，他设想了一种超越生命政治的政治，它将“结束在大地上人民之间和城邦之间制造区分的这场内战”。对阿甘本来说，Stasis的结束，或者说目标，是为了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束或者停止。在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上，结束都是建立在滞留在模糊区域那些“穆斯林”们冷漠的身体之上。
III. 绝对的内在性，或，对理论的热情？
没有一种理论不求助于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概念。如果将主权建立在被动性上而排除了神圣性的含义，这意味着一个普遍的理论会成为问题。为了抵消这一问题，阿甘本求助于绝对内在性的概念。绝对内在性与内战学有关，因为“极端情况的教训就是绝对内在性”。阿甘本将绝对内在性定义为“一切都在一切之中”的状态(Agamben 2002: 50)。在他题为“绝对内在性”（Absolute Immanence）的论文中，阿甘本（1999a）认为斯宾诺莎并没有得出“Stasis”这三个要素之间的正确关系【10】。通过这种解读，阿甘本可以对怎样建立超越生命政治学的政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借助斯宾诺莎对内在因（immanent cause）的概念，绝对内在性是微妙的：“通过斯宾诺莎对内在因的观点：在这种内在因中，动因（agent）和受动者（patient）是一致的，生命得以从无力（inertia）和静止的风险中解放出来”（阿甘本1999a:226）。行动和激情的一致之处在于自我情感（auto-affection），根据阿甘本的说法，它指定了斯宾诺莎的内在原因。整个论点取决于对内在因果关系的推断。在这个论证之中，斯宾诺莎《希伯来语法》中的“ pasearse ”是一个有关自反动词的例子，它被认为是“内在因的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施动者和受动者进入了一个绝对模糊的门槛（threshold）之中”（Agamben 1999a:234）。
因此，绝对内在性进入了一个模糊的领域。这样一来，绝对内在性是“没有行动的潜能”，从而成为“无限去主体化的矩阵存在”（Agamben 1999a:232-33）。阿甘本认为，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至福（beatitude）或有神福（blessed）的生活（神佑的生活，blessed life）。
最后，阿甘本的结论是，至福（beatitude）“再次[多次]创造出超越性”，因为“今天，神佑的生活（blessed life）与西方的生命政治体制早已处于同一个领域之中”（Agamben 1999a:238–39）【11】。在斯宾诺莎那里，道德和政治之间并没有做到分离。
阿甘本认为，为了摆脱“西方的生命政治体制”，必须激进化“去主体化”的经验。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创造一个主权空间，通过这个空间来让主体克服其快乐（pleasurable）和政治的结合。主体必须首先进入模糊的区域。阿甘本把斯宾诺莎作为一个先驱，因为内在因被认为是在创造这样一个区域。然而，斯宾诺莎同样被阿甘本认为走得还不够远。为了超克生命政治，主体必须被置于生命政治和神佑的生活两种领域之外。换句话说，斯宾诺莎所缺少的是“疾病的身体”这一元素——冷漠的集中营“穆斯林”身体。只有疾病的身体才能导致伦理和政治的分离，从而昭示“Stasis”的结束。
正是这时，斯宾诺莎被重新纳入阿甘本的哲学考察项目之中。拒绝斯宾诺莎将“内在因”描述为对上帝的可能描述，同时根据去主体化原则重新解释“内在因”，这使阿甘本能够呈现出一个统一的主题，支持他自己希图超越生命政治的政治理论。
阿甘本通过去除语境使他的论证走上了一种形式化的道路。他通过引用斯宾诺莎的《希伯来语语法》 ，实现了这种脱离语境的处理，使得普遍性成为可能。去主体化的自我现在被描述为单一的自我。作为“单一中心 ”的证人只见证了“不可还原的消极性”，即纯粹的被动性或疾病(见Agamben2002:86)。斯宾诺莎缺少的是一个纯粹被动身体的自我感情的基础——感觉是内化的冷漠的身体。斯宾诺莎在他的《语法》中瞥见了这个概念，但没有充分发展。这种自我情感状态完全融入了生命政治。这种主体性的“单一中心”处于政治规则规范之外的模糊地带——换句话说，这意味着stasis的流动性。即使这种疾病是从政治上分裂出来的，但它被纳入模糊或静止（indistinction or immobility）的区域，从而构成了政治的基础。对阿甘本来说，这个区域是由被动、冷漠、疾病的身体产生的。
斯宾诺莎被描述为阿甘本的先行者，因为他掌握了生命政治学的关键，但因为他走得不够远而受到批评【12】。斯宾诺莎被包括在阿甘本的哲学范围内，竟只是为了更好的被他排除在外。这种包容/排斥的生命政治学主权逻辑的反响，将斯宾诺莎提升为阿甘本式的生命政治人物。他的行为表明了“Stasis”的一系列意义。阿甘本认为，斯宾诺莎的地位受到了其理论之中缺乏“疾病”性的影响。尤其是《语法》中的斯宾诺莎，可谓设定了使疾病成为政治中心的条件，但却依然并没有将疾病包括在他的思想概念中。阿甘本，则在引用斯宾诺莎对具身化的解释时，（在斯宾诺莎的身体上）重新演绎了生命政治学的卓越姿态。因此，阿甘本阅读斯宾诺莎的内战学实践与身体有关。斯宾诺莎的加入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阿甘本的批评又该如何承认其政治中的具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