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土地，是與其他擁有各式需求的奇怪存在物所共享的
前言
一切都始於十多年前在我眼前上演的一段舞蹈，使我一直無法忘懷。舞者為了躲避某個使她心慌的東西，倒退著逃跑；然而，她又不時掉過頭看，一次比一次擔憂，彷彿她愈跑，背後便堆疊出愈多障礙，妨礙她前進。到後來，她被迫整個轉過身；就在那時，她停下腳步，整個人愣住。兩臂輕晃、張惶失措，她看到某東西正在逼近，比原先她想逃避的東西還要嚇人，逼得她擺出退卻的姿態。她在逃離某個恐怖東西之時又遭遇到另一個，而這東西，部分還是因她的遁逃而引起的。
我想這段舞蹈表達出時代精神。我認為它用一個（頗令我不安的）情境總結了現代人（Moderne）先是逃避、而如今又得面對的東西。避開過往古老的可怖之物，如今卻突然出現一個謎般的形象——這個恐懼的來源不再落於現代人身後，卻正在眼前。對於這個半似颶風、半似利維坦的怪物，一開始我用「世界巨靈」（Cosmocolosse）這個怪異的名字記載牠的出現。然而當我一邊讀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一邊思考著另一個極富爭議的形象，也就是他提出的蓋婭（Gaïa），兩個形象很快就融為一體。嗯，我不能夠再逃避。我必須理解這東西。牠以一種令人萬分恐慌的形貌向我走來——同時屬於神話、科學與政治的這股力量，很可能與宗教也有關係。
由於我對舞蹈一竅不通，所以我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找到葛納秀（Stéphanie Ganachaud）這位理想舞者演繹這段簡短的舞步。期間，由於不知怎麼處理世界巨靈這個縈繞不去的形象，我便說服了一些摯友編寫劇本，後來便成了《蓋婭全球劇團》（Gaïa Global Circus）。就在那時，出於巧合（曾經著過迷的人大概都不會覺得奇怪），吉佛講座（Gifford Lectures）的委員會找上我，邀請我2013年在愛丁堡發表六堂系列演講。
講題一樣如謎般難解，叫做「自然宗教」。一個連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杜威（John Dewey）、柏格森（Henri Bergson）、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其他人都曾應允的提議，要我怎麼拒絕它呢？
這難道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我起初因舞蹈和戲劇而被迫開始探索的問題，現在則可藉由論證而加以發展。無論如何，這種媒體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陌生。尤其我才在剛寫完的作品裡探究各類存在模式，而這些模式正日益受到蓋婭侵略影響。讀者在此所見，便是修訂、擴充並徹底將這幾場演講改寫成書的成果。
我之所以保留演講這種文類及其風格與口吻，那是因為四十年來我一路追索的「現代人的人類學」，日益呼應所謂新氣候體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的情境。我用這個詞總結當前的處境：現代人從前認為理所當然的物理架構，這塊讓他們的歷史不斷上演的土地，如今已變得很不穩定。彷彿原本的布景也登上舞台，要與演員一同參與戲劇情節。從此刻起，說故事的方式全都變了，到了把過去仍屬於自然的事物都放入政治當中的地步——而回過頭來，自然這個形象也就變得愈來愈難捉摸了。
多年來，我的同事與我嘗試消化「自然與科學走入政治」這件事，我們發明許多方法追蹤生態爭議，甚至描繪出這些爭議的地圖。然而，這些專業工作從來沒能撼動人們的堅定信念，大家還是繼續想像一個沒有物件的社會世界，面對另一個沒有人的自然世界——一個沒有科學家去認識的世界。
然而當我們努力解開知識論與社會學裡的若干糾結，安排其中各種功能的大廈卻跨落在地上——即是說，整個再度跌落到地球（Terre）之上。我們仍在討論：人與非人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科學家在生產客觀性時扮演什麼角色？對未來世代可能有什麼影響？同時間，科學家自己也不斷增加新的發明，用來談論同樣的問題，但卻是在截然不同的層次上。好比說，科學家發明了「人類世」（Anthropocène）、「大加速」（grande accélération）、「星球界限」（limites planétaires）、「地史」（géohistoire）、「傾覆點」（tipping points）、「臨界區」（zones critiques）等等驚人的字眼。這些字詞看似頗為必要，而且為了理解大地如何回應我們的行動，我們勢必逐步遇上它們。
我出身的學科（「科技與社會研究」或「科學的人類學」）如今變得更加茁壯，因為大家已頗有共識，認為過去分配科學權力與政治權力的舊憲章已然作廢。
這就好比說，我們確實已從「舊體制」轉入「新體制」，氣候（climat）問題於是以各種面貌蜂湧而至，以及更怪的，是氣候與政府（gouvernement）間關係的問題亦層出不窮。比起研究地理學的歷史學家，我是以更為廣泛的意義使用上述字詞——除了討論孟德斯鳩久已過氣的「氣候理論」外，這些字詞對他們來說已再無可取之處。突然間，所有人都猜測另一部《論自然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de la Nature）正要浮現；而且如果面對這新體制所釋放的力量，還想倖免於難，那就必須要著手撰寫這部作品。這本書正欲為此集體探索的工作作出一點貢獻。
在此，我把蓋婭表現成使我們得以重返地球的機會。她提供我們一個有別其他的版本，好讓我們要求科學、政治與宗教重拾過往使命，以便這些領域最終能以更謙遜樸拙、更腳踏實地的性質來界定自己。這些演講以成對的方式進行：前二講針對行動能力（puissance d’agir，即英文的「agency」），要讓不同專業與學科能夠交流，這個操作型概念不可或缺；接下來的二講介紹兩個要角，首先是蓋婭，然後是人類世；第五、六講界定出為佔據地球而互鬥的是哪些民族，以及這些民族處於怎樣的時代；最後兩講則探索關乎這些戰地的地緣政治問題。
……
第一講 論自然（這概念）的不穩定性
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突變◆被生態問題搞瘋的四種方式◆「自然／文化」的不穩定關係◆向人的天性求庇護◆向「自然世界」求援助◆偽氣候爭議的大用處◆「去跟你老闆說，科學家已經走上戰爭之路了！」◆從此我們試著從「自然」通往世界◆如何正眼面對
沒完沒了，每天一早總又要重來一次。這天是水面上升；那天是土壤瘠化；傍晚兩極浮冰加速消失；晚上八點，在兩場戰禍新聞之間，我們聽說在還沒確定如何對上千物種分類之前，牠們就已要瀕臨絕種了；每個月大氣二氧化碳的數值都比失業率還來得糟糕；每一年我們都聽說氣溫已達氣象站設站以來新高；海平面只會不斷升高；海岸線日益受到春天暴雨威脅；至於海洋，每次量測都只發現它愈來愈酸。新聞媒體說我們正活在「生態危機」的時代。
唉，談「危機」仍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方式，告訴自己「危機將會解除」，它「很快就會被我們拋諸腦後。」要是只是危機就好了！要是過去的都只是危機就好了！根據專家之言，我們該談的毋寧是「突變」：我們曾習慣某個世界，然後我們突然走向、變換到另一個世界。
至於「生態」這詞，我們同樣用它求心安，好與威脅自己的麻煩保持距離：「啊，如果你談的是生態問題（écologie），那就不關我們的事囉！」就好比上個世紀談「環境」（environnement）一樣，人們用該字眼指稱那些我們可以躲在觀景窗裡遠遠端詳的自然萬物。但如今專家說，我們每一個人的體內、我們最寶貴的小小生命深處，都會觸碰到相關訊息，直接警告我們該怎麼吃喝，該如何佔用土地、如何移動、如何穿著。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照理講我們應該會覺得自己已從單純的生態危機逐漸走到了另一種情況——甚至當稱之為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所發生的深遠突變。
然而情況絕非如此。證據是：我們在聽到這一切消息時是那麼冷靜，甚至帶有令人好生敬佩的斯多葛學派模樣……如果真發生根本突變，我們早就已經徹頭徹尾著手調整自身的生活基礎。包括改變飲食、住所、交通工具、文化技術——總言之，改變我們的生產模式。假若警報器嗡嗡作響，我們總該已經即時逃出自己的窩，並依據威脅的程度發明相應的新技術。富裕國家的居民早就會像從前戰爭時那樣（比如20世紀的情況）做出許多創舉，花上四到五年的時間，藉由大規模改變生活模式把問題解決掉。然後多虧他們精力充沛的行動，夏威夷冒納羅亞（Mauna Loa）觀測站偵測到二氧化碳量早可能已經穩定下來了；濕度適當的土壤裡蚯蚓應該已是萬頭鑽動，充滿浮游生物的海洋裡群魚再度鱗光閃閃；甚至北極浮冰消融速度也可能已經減緩（除非傾斜度到達不可逆的地步，幾千年後北極冰可能滑動到新的狀態）。
無論如何，經過三十多年，我們應該已經作出行動了。危機應該已經解除了。我們可能已經帶著驕傲回頭看那段「生態大戰」的時期——那時我們差點就要投降，卻是靠大家迅捷的反應和全體動員的創造力扭轉劣勢。我們可能還已經帶著孫子，參觀這場戰役的主題博物館，期待他們目瞪口呆看著我們的進展，就像他們今天看到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啟動曼哈頓計畫，如何讓人弄清楚青黴素，或造就雷達與空運的驚人進步。
不過啊，你瞧，一個原本可能只如過眼雲煙的危機，卻成了我們與世界關係的深層質變。似乎本來在三、四十年前就能作出行動，我們卻什麼也沒做，即使有做，也不算盡力。這種情況還真是奇怪呀，我們已跨過幾道門檻，穿越一場全面戰爭，卻幾乎渾然不覺！乃至於一度迫使我們屈服的千斤重擔，如今又再度壓在我們背上——我們卻未曾真正察覺，未曾為此戰鬥過。
不妨想像一下：隱身在那麼多世界大戰、殖民戰爭、核戰危機背後，20世紀（這個「典型的戰爭世紀」）還發生了另一場戰爭，一樣籠罩世界，一樣全面，一樣具殖民特性，而我們活在這樣的戰爭中，卻未曾體驗過它。我們無精打采，懶懶散散地開始關心「後代子孫的未來」（就像我們近來常說的那樣），但這一切，不正是過去世代原本就應該承擔下來的嗎？情況不應該是威脅仍然在我們眼前，而應該是威脅早就落在那些已出生的人身後了吧！對於把情況弄到這樣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們怎能不因為自己在警報期間還如夢遊者那般前進，而多少感到有些可恥呢？
然而我們其實不缺警告，警報一直都在響。生態災難的意識一向鮮明，而且源遠流長，打從所謂的「工業時代」或「機械文明」伊始，人們就持續加以辯論、記載與求證。不能說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只能說我們有許多辦法，使自己同時既有知又無知。通常當事關自身、自我的生存，或我們所珍視者的幸福，我們寧願犯下過度防範的錯：小孩一有點感冒就去找醫生諮詢；植物遇上一點危險就準備來場殺蟲大作戰；財產有些堪慮就緊張兮兮，裝上監視器；為提防別人入侵就立刻組織前線部隊。一旦事關保護自身周遭與財物，我們就大量執行鼎鼎有名的「預警原則」——儘管我們對事情的診斷還不是很有把握，儘管專家還在對危險的強度爭論不休。然而碰上這場世界性危機，卻沒有人援引這項原則，勇敢投入行動。這一回，人類顯得老態龍鍾，他小心翼翼、過於拘泥小節，就像邊摸索邊走的盲人，用他的白杖輕敲每個障礙，一有危險徵兆就謹慎調整自己，一感到有什麼擋住路就立刻縮腳，當前面暢通時就快快前進，直到新障礙出現又開始躊躇。這樣的人類，只能說他老成持重。人們古老的德性，不管是農夫的、商人的、工匠的、勞工的還是政客的，似乎在此通通不管用了。警報響了又響，人們也一次又一次把它關掉。
人們張開眼睛，人們看到、知道了，然後把眼睛閉得緊緊地往前衝！如果在讀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時，我們會對1914年的歐洲人明知原因、卻仍投入一次世界大戰而感到訝異，那麼當我們回過頭知道，歐洲人（以及此後跟隨他們的所有人）對另一場大戰——一場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並且很可能已經輸掉的戰爭——的前因後果知之甚詳，卻仍奮不顧身投入，我們又怎能不驚詫呢？
我們有點進展了嗎？我所提出的建議就好像初期療程，很小心謹慎地為各種存在於世的方式一比高下。這使我們又回過頭詢問那些既古老又尋常的問題：誰？何處？何時？如何？為何？我們，我們這些仍稱為「人」者，究竟是誰？我們處於什麼時期？——這不是在問日曆上的時期，而是在問：時間的節奏、格律與行進方式為何？我們在哪裡？我們能接受住在哪類型的領域、土壤、位置或地方，並且我們準備和誰同住？我們是如何又為何走到當前的處境，走到被生態問題搞到抓狂的地步？我們循著什麼樣的路徑，又是基於怎樣的動機而作出決定？上述每個問題都有好幾個答案，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如此茫然。但今天，我們之所以被徹底搞瘋，尤其是因為自然及「自然」概念這雙重的不穩定性，使這些答案變得完全無法共量。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與世界的關係為何」這個問題給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可能會是誰？不妨用「地球人」（Terrien）一詞來取代原來的「人類」。
那麼我們會在哪裡？在地球（Terre）之上，而不是在自然之中。說得更確切些，我們所處的土地，是與其他擁有各式需求的奇怪存在物所共享的。在何時？在一些根本的變化甚至是劇變之後，或在洪水迫近之前；這個節骨眼給人一種印象，覺得自己活在時間終結的氣氛當中——至少是覺得先前的時間已經結束。我們又可能會是如何走到那地步的？正是因為在之前那段與自然牽連在一起的時期裡，我們走錯了一個又一個岔道。在那段時期，我們給了自然許多能力，賦予它許多面向，給它一種道德、甚至是政治，但卻沒把它琢磨到能夠乘載這些的程度。我們所選擇的組構方式可能會坍塌；我們可能會分崩離析（décomposés）。
當我們意識到進步主義所憧憬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怎能不感到慌亂呢？而且導致這個革命的，並非原本假定的「生產工具所有權」上的變換，而是以驚人速度增加的碳循環活動！甚至連寫過《自然辯證法》（la Dialectique de la nature）的恩格斯也不曾想過，他自己說得有多麼對——他表示，在歷史行動的醉人狂亂中，這顆星球上的所有行動者最終都將真的動員起來。甚至連寫過《精神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的黑格爾也料想不到，人類世的到來徹底翻轉了他的計畫方向——人類將不再辯證式地浸淫在絕對精神的奇遇中，而是在地史（géo-histoire）當中冒險。想像一下，當他看到精神氣息被二氧化碳給克服、超越、揚棄（aufgehoben）或毒化之時，他會說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