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顺从
导言
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很高兴能到荒野保护课上发表演讲。说实话，我不确定该讲些什么，因为我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
大家都知道，卡特总统已将大约3600万英亩的荒野土地变成了商业开发用地。如此一来，就没剩多少荒野可以保护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不懈地努力。
提纲
我打算在破坏性普遍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的语境下探讨自然的破坏问题。我将从个体自身层面追溯这种破坏性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会考察内在于个体的心理的破坏性。
我今天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弗洛伊德所阐发基本的精神分析概念。讲座一开始，我想先以一种简短的、简单的方式界定一下我将要用到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概念。
爱欲
首先，弗洛伊德假定生命有机体由两种基本驱力或本能塑造而成。其中一种他称之为爱欲、爱欲能量、生命本能，这些术语大致相同。
死欲
另一种他称之为死欲、破坏性能量、摧毁和消灭生命的愿望。弗洛伊德将这种愿望归因于人类基本的死亡本能。
现实原则
另外一个我唯一还想进一步简要解释的精神分析概念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现实原则”。现实原则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现有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支配正常行为的规范与价值的总和。
激进变革
今天讲座的最后，我还会简要地勾勒一下当今社会激进变革的前景。所谓的激进变革，我认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社会基本制度和关系的变革，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个体的意识的变革。
激进变革可能更加深入，甚至影响到个体的无意识。这种界定有助于将整个社会体制的激进变革与体制内的变革区别开来。换言之，激进变革不仅必然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意味着在该社会占主导的个体的性格结构的变革。
正文
1、性格结构
在我看来，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成员普遍具有破坏性的性格结构。但我们应该如何讨论这一现象呢？我们应该如何识别当今社会中的破坏性的性格结构？
我认为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案件、问题和活动可以说明和解释社会深层次的维度。也正是在该维度上，社会在个体的意识与无意识层面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这一深层次的维度是社会现有政治经济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
稍后，我会列举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以阐释这一深层次的维度。不过我首先想指出的是，我所讲到的破坏性，即我们当今社会中比较突出的破坏性的性格结构，必须置于国内外事务特有的制度化了的破坏性的语境下进行审视。
2、制度化了的破坏性
这种制度化了的破坏性早已广为人知，所以例子也比较好找，比如，以削减社会福利为代价来持续增加军事预算，核设施的扩散，生活环境的普遍破坏与污染，公然使人权屈从于全球战略需要，以及为了预防该战略受到挑战而发出的战争威胁。这种制度化了的破坏不仅公开，而且合法。这就是破坏性在个体层面进行再生产的语境。
接下来我们回到三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或偶发事件，以阐释社会深层次的维度。
核管制法规违宪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核管制法规在联邦法院的命运。这部法规本该暂停国内所有缺少预防致命性原子能废料的措施的核设施。但参与审议的法官却宣告该法规无效，因为他坚持认为该法规违宪了。
说得残酷些，那就是“Vivalamuerte!死亡万岁！”
忘记奥斯维辛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在某大型报纸上刊登的一封关于奥斯维辛的信。在这封信中，一名妇女抱怨说在头版刊发有关奥斯维辛的照片（用她的话来说）“简直太没品位了”。
她质问道，重提这一恐怖的经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们现在还需要注意奥斯维辛吗？
说得残酷些，那就是“忘了它吧！”
纳粹冲浪人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纳粹冲浪人” 这一术语以及与它相伴而生的纳粹铁十字标识。那些（用他们的话来说）“完全投身于冲浪”的冲浪者自豪地接受了这个术语和标识，并且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很自豪。
说得残酷些，那就是“没有大不了的”。
坦率地说，“纳粹冲浪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内容，但这却不能消除他与纳粹德国这个本世纪最有破坏性的政权之间内在的无意识的亲缘性——在这里，它表现为一个语言鉴别问题。
爱欲与死欲的平衡
接下来我们回到理论层面的探讨上。与爱欲这种基本的驱力一样，破坏性这种基本驱力也源于个体。两种驱力之间的平衡同样内在于个体。
我所说的“平衡”指的是活下去的意愿和愿望与毁灭生命的意愿和愿望之间的平衡，指的是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平衡。
在弗洛伊德看来，两种驱力在个体内部总是融合在一起。如果一种驱力增长了，那么另一驱力就会消减。换言之，有机体内任何破坏性能量的任何一次增长都将机械地、必然地导致爱欲的削弱，生命本能的削弱。这个观点至关重要。
社会变革的局限
这些基本的驱力都是个体的驱力，这一事实似乎将社会变革理论局限在了个体心理学的范围之内。我们该如何在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建立联系呢？我们该如何从个体心理学转向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本能基础呢？
我认为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差别与对立是误导性的。其实，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区别。所有个体都是社会化了的人，只是程度不同。
现实原则对个体的支配
社会普遍盛行的现实原则不仅支配着本我及潜意识的外在表现，甚至也支配着个体基本驱力的外在表现。个体摄入了社会制度、社会劳动分工及现有权力结构所包含的价值与目标。
社会政策对个体需求的满足
反之，社会制度与政策（以肯定和否定的方式）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化了的需求，而它们以这种方式也成了个体自身的需求。
强加的虚假需求
这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进程之一。事实上，这些需求是由这些制度提供给个体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强加给个体的，但最终却变成了个体自身的需求和欲望。
肯定性的性格结构
这一对外在强加的需求的接受有助于促成肯定性的性格结构。它有助于促成对现有的需求体系的肯定与顺从——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强加的。
事实上，即便赞许让位给了否定，让位给了不顺从的社会行为，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不顺从者所否定和反对的东西决定，它还会接受和肯定外在强加和内向投射的需求——只有否定性的向内投射有助于促成激进的性格结构。
激进的性格结构
激进的性格结构。我现在想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给“激进的性格结构”下一个定义——这有助于我们直接切入我们今天的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激进的性格结构指的是在个体层面上生命本能相比死亡本能更占优势，爱欲能量相比破坏驱力更占优势。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向内投射的机制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扩充，正如在独裁与极权体制下所表现出来的情形那祥，社会所需的肯定性的性格结构通常并不需要蛮横无理地强加给个体。
在民主社会，向内投射（再加上那些现成的、合法的法律与治安力量）足以维持制度的运转。
此外，在发达工业国家，肯定性的向内投射和顺从意识正是因为它们遵守理性的理由并且拥有物质基础，所以它们有了进一步的促进。
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享有特权的人群都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相当放纵的社会道德和性道德。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偿工作与休闲中愈演愈烈的异化，而这也正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换言之，顺从意识不仅会得到想象的补偿，也会得到现实的补偿，所以它妨碍了激进性格结构的形成。
压抑性满足与解放性满足
然而，在所谓的“消费社会”，如果拿当下的满足与当下的解放潜能对比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是错位性的、压抑性的满足。
如果拿它与恩斯特·布洛赫所谓的“具体的乌托邦”对比，它就会以压抑的形式表现出来。
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将不再把生活当成以异化的方式谋生的手段。具体的乌托邦之所以称之为“乌托邦”就是因为这种社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可能性。
肯定性的内向投射
现在，在民主国家，肯定性的内向投射的效果和程度是可以测量的，即通过它对现存社会的支持程度来测量。这种支持（比如说）以选举结果、缺少有组织的激进的反对力量、民意调查、接受商业和政府的侵害和贪腐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向内投射一旦在补偿性满足的压力下在个体那里付诸实现，人们就有可能获得相当大的共同决策的自由。他们将有非常好的理由去支持或至少忍受他们的领导人，哪怕是到了自我毁灭的程度，也是如此。
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满足总是依赖于破坏，支配自然总是依赖于违背自然，寻找新能源总是依赖于破坏生活环境，安全总是依赖于奴役，国家利益总是依赖于全球扩张，而技术进步则总是依赖于持续不断地操纵和控制人类。
解放性需求
然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到处都有。该力量表明新的性格结构——其中，解放性驱力相比补偿性驱力更占优势——有可能出现。
这种趋势在今天身心层面最基本的反抗中，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最基本的反抗中表现了出来。它表现为反抗现有社会的破坏性生产力，反抗与这种生产力相关联的愈演愈烈的压抑与挫败。这些现象很可能预示着现代文明的本能基础即将倾覆。
破坏性
在简要勾勒这种反抗的新的历史特征之前，我想阐释一下适用于我们社会的“破坏性”概念。破坏这个概念被遮蔽了，人们已经对此感到麻木了，因为破坏本身内在地与生产和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后者在消耗和毁坏人力资源及自然资源的同时也提升了多数人在物质和文化层面的满足感。
破坏性在今天很少会在不加适度的理性化与补偿的情况下以其纯粹的形式出现。暴力在大众文化、机械力量的应用和滥用以及国防工业的癌变式增长中找到了可控的发泄口。
通过诉诸“国家利益”这一足以通行全世界的灵活的手法，国防工业的发展早已不再那么难以接受。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形成不顺从的意识，即激进的性格结构，便不足为奇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难以为继也就很自然了。或者说，这种反对力量经常受到绝望幻想、避世等情绪的阻碍也就不足为怪了。
个人性的意识的激进化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现如今只能在跨越社会阶级的小团体中看到反叛——例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市民请愿、环保、集体、公社，等等。
再就是，这种反叛，尤其是在欧洲，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了个性上，并得到了系统地实施。它的特点是专注于自己的灵魂、自身的驱力，专注于自我分析、颂扬自身特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专注于广为人知的在人本身私有的内心世界中旅行。
这种回归自我的做法与政治世界松散地联系在了一起。个人的困难、问题及怀疑根据社会状况（不加否定地）被联系了起来，并得到了解释，反之亦然。政治被个人化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待政治。
社会变革
这一基本的、个人性的意识的激进化其社会与政冶功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它意味着去政治化、逃遁与避世。
但另一方面，这种回归自我的做法却打开或夺回了社会变革的新维度。这个维度就是个体的主观维度和个体意识的维度。
瓦解普遍性
毕竟，个体（就其作为集体的一员或作为个体来说）仍然是历史变革的主体。因此，当代小团体的反叛的特点就是竭力抵制传统激进实践中那些忽视个体的做法。
此外，这种“第一人称的政治”也抵制有效整合的社会。在现代社会，肯定性的向内投射过程使个体在表面上实现了平等。他们向内投射的需求和愿望被普遍化了，成了整个社会一般的、共同的需求和愿望。然而，变革却预示着这种普遍性的瓦解。
转向新的需求
变革预示着现有需求将渐渐地倾覆，因此就个体自身而言，他们对补偿性满足的兴趣将为解放性需求所取代。这些解放性的需求并不是什么新的需求。
它们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猜测或预测之中。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们遍布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需求与个体的行为相伴而生并对其提出了质疑，但它们仅以一种实际上多少有些压抑和扭曲的形式出现。
这样的解放性需求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对大幅减少社会必要的异化劳动并以创造性的工作取而代之的需求；
第二，对自主的自由时间而非受控制的休闲时间的需求；
第三，对终结角色扮演的需求；
第四，对感受性、宁静以及大量的乐趣而非持续不断的生产噪声的需求。
显然，这些解放性需求的满足与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它与通过（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全职的异化劳动和自我推动的绩效进行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同样格格不入。``出没于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幽灵正是这一过时的全职的异化劳动。
所有人几乎在一定程度上都意识到了这个幽灵。大众对这一过时的异化劳动的意识藉由支配当今社会行为的那些操作性价值不断式微表现了出来。
譬如，清教徒式的职业伦理，宗法道德的伦理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落；合法贸易与黑手党交织在了一起；工会的要求从增加工资转向了减少工作时间；等等。
不同质的生活
可能有不同质的生活，这一点早已得到了证实。布洛赫“具体的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仍旧拒绝激进变革这个理念。其中一个原因是现有社会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和补偿的能力。另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显而易见的优越性早已深入人心。但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个体自身基本的本能结构。因此，我们最后将从个体层面简要地讨论一下之所以排斥可能的历史变革的根源。
正如我一开始所讲的那样，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有机体有一种基本驱力，它渴望没有痛苦压力的存在状态，渴望摆脱痛苦的自由状态。
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开始（即子宫内的生命那里）找到了这种满足与自由的状态。因此，他将这种追求无痛苦状态的驱力视为回归原初生命——早于有意识的有机生命——的状态的渴望。他将这种回归原初生命状态的渴望归因于死亡与破坏本能。
死亡与破坏本能极力想通过外化来完成对生命的否定。这意味着该驱力以远离个体为指向，以远离他或她自已为指向。它指向个体之外的生命。这种驱力被外化了；若非如此，我们还会有自杀的倾向。它的目标是破坏其他生命、其他生物及大自然。弗洛伊德将这种驱力称为“漫长的死亡之途”。
不同于弗洛伊德，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推测说为摆脱痛苦的自由状态所作的努力与爱欲、生命本能而不是死亡本能有关呢？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对这种满足状态的渴望只有在生命的盛年与成熟阶段而非生命的最初阶段才能实现其目标。它将不再渴望回归，而是渴望进步。它将保护和改善生命本身。那么这一追求没有痛苦、生活平和的驱力将在呵护生命的过程中得以满足。它将在重新夺回和重新恢复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在恢复人类之外和之内的大自然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这也正是我考察当今环保运动、生态运动的方式。
归根结底，生态运动本身就是政治解放运动与心理解放运动。它之所以是政冶运动，是因为它面对的是其切身利益受到了运动的威胁的、相互协调的大资本的力量。
它之所以是心理运动，是因为（这一点最为重要）外部自然得到了安抚、生活环境得到了保护也将有助于安抚人类内在的自然。
从个人来讲，成功的环保主义会使破坏性能量服从爱欲能量。如今，爱欲这种以满足为目标的超越力量其优势已经被具有破坏性能量的社会组织极大地削弱了。
因此，生命本能已变得无力去激起对占支配地位的现实原则的反抗。爱欲力量力所能及的是：它有助于推动不不顺从的团体与其他不甘沉默的公民团体一道发起大大区别于传统激进抗议形式的抗议。
抗议中新话语、新行为、新目标的出现可以证实其在身心层面的根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爱欲能量的政治化。我认为，这是当今最激进的运动的不同之处。
这些运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它们并不是权力结构更替这场斗争的一部分。毋宁说，这些激进运动即人类实存抵制过时的现实原则的反抗。它们是个体身心发起的反抗，既有精神层面的原因，也有本能层面的原因。这是一场人类整个有机体、整个灵魂都政治化了的反抗，一场生命本能抵制组织化、社会化的破坏的反抗。
然而，我必须再次指出这一原本充满希望的反抗的矛盾之处。激进抗议的个体化与躯体化，它对个人情感和感觉的专注，与有效的政治实践所需的组织性与自律性相冲突。
那些试图改变客观的经济政冶环境——是身心、主观转变的基础——的斗争似乎正在减弱。个体的身心一直以来都是牺牲品，它们早已做好了为某种物化的、实体化的整体——国家、教会或革命——去牺牲（或牺牲自身）的准备。
感性与想象力已不是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的对手。换句话说，某种程度的无力感似乎成了一直都被排除在政党、工会等大众团体之外的所有激进的反对力量内在固有的特征。
相比大众组织的有效性而言，现代激进的抗议似乎注定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种无力感—直以来都是那些支持人权和超越了所谓的现实目标的人类目标的团体和个体的首要品质。
这些运动的弱点也许正是它们真实的一个明证。它们的孤立无援也许正是不顾一切地致力于打破无所不包的支配体系、打破现实的有利可图的破坏的连续性的一个标志。
现代激进运动出现了回归，即向生命本能这一身心领域的回归，向具体乌托邦这一想象的回归，这可能有助于重新界定人类激进变革的目标。
我敢不揣冒昧地用一个短句来界定这一目标：今天激进变革的目标是促使那种无论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不会创造另一个奥斯维辛的人类的涌现。
对这一不时被提出的崇高目标表示反对，也就是认为这一目标不符合人性，只能证明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顺从的意识形态。
顺从的意识形态以自然规律的形式把压抑和退化的历史连续性呈现了出来。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识形态，并认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根本就不存在。
人类远在动物水平之上，所以他们无论是在身体与心理层面，还是在本能结构层面都是可塑的。确实，人类可以在计算机控制下成为机器人，但他们也可以拒绝成为机器人。谢谢大家。
评论1：安德鲁· 芬伯格
通过马尔库塞最后的这次演讲，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他整个的思想。相比演讲的风格和要旨，演讲的细枝末节其实并不重要。
马尔库塞发表演讲时年事已高。我们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他是一位老者。他讲话缓慢，有力，严肃，饱含讽刺，就像是从历史的最深处向我们这些还没有历史的人诉说。
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东西就在他的脸上，就在他带有浓重口音的嗓音中。礼堂里，年轻学子们座无虚席，他们在聆听了这场对体制有力而又自信的控告之后，肯定感受到了从历史的深处做出的判断的力量，并且看到了希望。
马尔库塞并没有像我们那样仅仅表达了个人意见；他在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方面是一位权威。
在此基础上，他毫不犹豫地与当代世界对抗了起来，然而在已达成顺从的共识的当权派与左派看来，他的主张看上去有些令人震撼和匪夷所思。
不过，在越南战争、原子能、苏联社会主义破产、新左派的伟大与局限之处、无产者对资本主义威胁减弱、女权运动与环保运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上，通常他是对的。
马尔库塞思想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简短的质讲中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从哪个角度上，我们现在可以说社会已经成功地满足了其成员的需求呢？在认识到纯粹的道德愤怒具有随意性之后，通过内在固有的标准，即居民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了估量。
然而，一旦资本主义证明自己能够不负众望，那种评价方式就站不住脚了。如此一来，个体（得到了满足）的需求就使现有制度合法化了。所以，激进主义不仅意味着要反抗制度失败与不足的地方，还要反对它的成功之处。
坚持这一挑战需要惊人的勇气。然而正如马尔库塞曾经所写的那样：“固执是哲学思想的真正品质。” 固执意味着拒绝与社会轻易地达成和解，意味着要保持一种立基于（相比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现如今所认可的时间跨度、矛盾和目标而言）更长的时间跨度、更深层次的矛盾、更高远的目标之上的现实感。
马尔库塞一直以来都对几种并行不悖的现象持批判立场。
其一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残酷的现实，比如，持续不断的战争、饥荒、周期性的生态灾难。
其二是当代社会的审美失效了，即在它习以为常的丑陋与千百年来艺术工作所阐发的审美标准之间，在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出现了不可否认的矛盾。
其三，通过媒体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对意识进行大肆的操纵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四，现如今仍旧没有满足绝大多数人对有意义的工作和生命安全显而易见的需要。
最后，在表面成功的光环下，深层次的精神忧虑和不满的迹象与症候仍然在扩散。这些迹象与症候以个人的和政治的两种相互交织、难以区分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正是这一论点将这一系列的不满转化为对制度的控告，即这些都是我们获取社会福利的代价，它们不同于那些能够被逐个解决的孤立“问题”，因为它们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认为，这个社会拥有“安抚”人类实存的物质潜能，但却人为地把竞争与暴力当成支配与不平等的基础保留了下来。正如他在最后的演讲中所讲的那样：
“出没于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幽灵正是这一过时的全职的异化劳动。”
也就是说，今天激进的政治斗争存在于“人类实存抵制过时的现实原则的反抗”之中。
马尔库塞的“过时”概念使他的批判有了历史意义。正如圣茹斯特曾设想“冷静的后人“以后肯定会对荒谬的君主政体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样，这种革命性的判断历来都是以将来完成时的形式给出。
因此马尔库塞并非只是抱怨他不喜欢的制度。他一直以来都在设想，在植根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演化并注定在未来的某个世纪实现的价值这一更广阔的语境的向后看中，该制度的情形会是怎样的。在这一假定的未来——证明那些历经困难的时代但却仍然持批判立场的固执的人是正确的——面前，该制度显然过时了。
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坍塌，历史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托词也消亡了。我们已不能再将我们变革的主张立基于“社会主义”业已取得的成就之上——如果我们曾经确实这么做过的话。我们离这样一个世界又近了一步，在那里，只有马尔库塞那种有原则性的抵抗才是可行的。他的思想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评论2:乔尔·柯维尔
很高兴看到马尔库塞的这些话面世，此时此刻，它或许能为激进的生态运动添柴加火。马尔库塞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但他的时代可能正在复归。
在反文化运动失败并被当局拉拢了进来之后，在稀缺政治或生存政治取代了他在富裕的基础上所预测的政治之后，他失去了左派的拥戴。然而，当前从根源上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性使马尔库塞的观点成了新的聚焦点。
马尔库塞的观点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过，但他的著述所提到的激进主体——即青年学生与第三世界的革命者——已经被证明没有能力接过解放的火把。
然而，某些力量的失败并不能使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丧失效力。人性的解放是一项如同历史本身一样久远的工程，它从未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队伍有可能倒退而止步不前。毋宁说，它会在新的历史关头发现新的主体，并再度踏上抗争之路。
马尔库塞首先是一名致力于解放的哲学家，他提升了我们对那些我们可以藉此获得自由的本体论状况的意识。马尔库塞依然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尽管同时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早已因为他的异端邪说而不再引为同道。
在他的参照框架内，马尔库塞将生态政治的哲学基础主题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激进生态学成了当代新的革命主题（鉴于环境危机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肯定会成为主题），马尔库塞将会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考虑到激进生态学时常表现出右倾，甚至沦为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我甚至敢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强调。
马尔库塞的演讲延续了他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这为他关于生态的讨论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藉此把身体说成是生活经验的场所，也就是说，身体是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共存真实的结合点，因此身体必须在一种与自然实现了解放的关系中加以改造。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会拒绝马尔库塞的解读，精神分析的权威人士也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解读。但与弗洛伊德一样，从本质上讲，马尔库塞同样将人类主体建立在了关于“本能”的假设的基础上。
但马尔库塞意义上的本能完全不同于任何传统精神分析的构想。弗洛伊德认为人性受制于处在底层的动物本性，但马尔库塞却把本能视为一种完全人化的自然的潜在状态。本能并不是“前人类的东西”，而是“尚未成为人类的东西”。
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源于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就爱欲与死欲（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所作的元理论沉思。然而，他对弗洛伊德的背离却如此的彻底，以至于这种策略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探索性的、马尔库塞寻找理论突破点以打破马克思主义话语困境的方式。
马尔库塞的介入极具策略性，因为如果激进生态学要消除对自然的支配，它需要理解人与自然的边界。然而，即使像马尔库塞那样极其激进的本能话语也是远远不够的。最后，他的爱欲成了一种不明确的、超出人类之外的、把人类引向了本身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它成了一个神。
这一以某种方式赋予人类主体力量的本能甚至暗含着某种隐蔽的机制。在马尔库塞那里，他者或主体间性在哪里？身体内被认为能够竭力保护自然的社会性的基础又在哪里？
确切地说，我们需要弄清楚身体为什么已经是人化的自然了，也就是说，全面辩证的自然了。人类要想生存，必须在他们与自然之间设定某种区别：语言本身就是在这一作为社会性的先决条件的空间中形成的，它通过人类的意义对世界进行了编码。
身体，即为自我所占据的自然，与不为自我所占据的外在自然都被拖进了这个由差异构成的区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自身从自然中剥离出去，使它彻底成为他者——这是古典的笛卡尔式的态度，而资本主义正是发端于此；或者选择将我们与自然区分开来，就是说，既在我们自身中确认自然（比如，身体），也在自然中确认我们自己（比如，那些关爱地球的人）。
剥离不仅可用来描绘弗洛伊德关于本能是与人类自我相对的动物本我的观点，还可用来描绘否定所有本能并把人类看成完全由社会建构的观点。
另一方面，区分可用来理解“自然与人类彼此相互转化”这一马尔库塞关于本能的观点，不过它将本能与具体的人类维度结合了起来。
因此，剥离否定了它的对立面，而区分则辩证地融入了它的对立面，既保持了差异，同时又彻底改造了自我与他者。这是一条相当激进的道路，因为它要求系统而彻底地消解一切形式的支配。道路的另一个尽头将是一个完全人化了的生命，它不仅能够实现自身解放，也能够关爱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