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成了关于“什么是存在者”的问题
1949年，在《知觉现象学》出版4年以后，在与萨特共同创办具有影响力的杂志《现代》之后，梅洛-庞蒂从里昂大学的哲学教授位置上离开并成为索邦大学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52年，之后去了法兰西学院任职直到他1961年过早地逝世为止。
在索邦时，学生将这些讲座笔记递交给梅洛-庞蒂让他作出评价。结果，它们被以《心理学公开课》（Bulletin d’é psychologie）的名字出版（原名叫作《巴黎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系列公开课》Bulletin du Groupe d’études de psych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Par），在1949-1952年间每隔几周出一次。
1964年，《心理学公开课》第一次汇集了讲座课程的七个专题笔记以《梅洛-庞蒂在索邦：各期课程摘要、学生笔记及其自传》之名出了完整版。1988年，西纳拉（Cynara）出版社将所有的八个讲座以《梅洛-庞蒂在索邦：1949-1952年课程摘要》之名编辑出版，2001年Editions Verdierc 以《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1949-1952索邦课程》之名重新出版。英译本是以最后这个版本为准而译出。
英译本把第一讲和最后一讲合成“意识与语言习得”，由Hugh J. Silverman译出，“他人经验”由Fred Evans 与Hugh J. Silverman译出。另外，《知觉的首要地位》文本包含了两个索邦讲座，“儿童与他人的关系”由William Cobby译出，“现象学与人的科学“由John Wild译出。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译出的这篇文章与它们在《知觉的首要性》中的细微的差别。Cobb与Wild两人所译出的这两篇文章，其材料来自大学文献中心而不是由1964年后法国版编辑后的材料。
《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1949-1952索邦讲座》第一讲与最后一讲讨论的是儿童的语言习得问题。但是，在其中，我们发现所讨论的是一个超级大范围的主题，包括角色扮演与各阶段的角色，拉康的精神分析，南亚岛人的人类学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制度化在儿童身上所起到的作用，失语症，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儿童对魔术（戏法）的解释，性别发展等。梅洛-庞蒂的谈论范围涉及到了几百本的心理学、哲学与人类学文本。因为这些讲座课的设计是要对学生阅读材料进行成绩考核的，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到对各种文本上的细节讨论。
其时，梅洛-庞蒂在上课时会给学生们提供一个他们所读作品摘要式的导读，之后他会找时间批判性的分析这些文本，建议用一个作者的作品来配合着读另一个作者的作品，或者直接呈现出他自己对文本的阐释。考虑到这些讲座的长度与范围，本导言将起不到对它们进行概要式的概括的作用，但可以重点指出梅洛-庞蒂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整体视角，不仅仅是儿童心理学而且还论及了人的自身性条件。
梅洛-庞蒂在索邦的讲座涉及了相当广泛的精神分析、格式塔理论。精神分析回答了还原论者对儿童发展的陈述时提供给我们的所见的意义（significant insight）。他尤其合理的思考了，精神分析与格式塔心理学研究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所有方面。梅洛-庞蒂首开“广义”精神分析的概念与“狭义”精神分析学相对，然而这不得不感谢弗洛依德在前面所打好的一切基础性工作。广义精神分析（广义心理分析）认为婴幼儿时期的精神创伤是不能被克服的，但是婴幼儿时期的成长史并不决定着所有未来的行为。狭义的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所有病态行为都是由幼儿时期的精神创伤所造成的，它们属于被压抑状态并且深埋于成年人的无意识中。梅洛-庞蒂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反对性的讨论，他不赞成它是一种儿童期普遍的经验，考虑到儿童养育风格差异非常大，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在冲突不可能在他们之中普遍发生。
正是因为看出狭义精神分析的局限性，梅洛-庞蒂扩充了精神分析对意识感觉的研究，他将巴什拉、拉康、萨特与波利策（Georges Politzer）等人的理论引入进来，从而拓展了精神分析的方法。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观包括他高度重视的广义精神分析强烈反对狭义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重视，但却颇为青睐矛盾情绪（ambivalence）这一概念，因为它更好的抓住了过去是如何仍然活在现在的。xi，他说“我们因而更应该喜欢矛盾情绪概念，它很好的描画了某种行为中模棱两可的状态，由‘阻抗’到治疗，主体是部分的相通，恨的态度同时发生在爱的时候，欲望表达它们自身是痛苦的，等等。”我们发现过去的经验仍然影响着我们现前的经验，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将它们作为了我们现前经验的组成部分。广义精神分析主张在分析中不可能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再创造（re-creation）。分析仅仅只能分析过去的事，而不能揭示过去的属于静态状态的创伤和隐藏的内容。梅洛-庞蒂并不赞同无意识与意识内容之间可以用一条清晰的线来进行划分。无意识内容似乎属于那些在主体经验之外或潜在着的隐藏着的一些东西。这将显现出排除任何现象学的通路抵达这些内容。对于梅洛-庞蒂而言，矛盾情绪这一概念能够更好的表达我们如何能够被过去影响，我们如何能够在没有完全充分意识到它存在的情况下经验着它。
广义精神分析也引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来提供给我们一个扩展版的性观念。代替性总是与肮脏的生殖器联系在一起，其行为总是直接奔向性交，性“充满”了如此多的种类。性是关于一个通常的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它根本上是在身体中的意识（身体意识）。然而，梅洛-庞蒂这样解释性的概念其结果并不是要走向“泛性论”（pansexualism）。泛性论认为一切都是性的，而梅洛-庞蒂认为，通过在活人的身体上远远超过[他们]普遍具有的关联生殖器上的性交，精神分析能够对性概念作出恰当的说明。梅洛-庞蒂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受到了波利策的影响，他在整合弗氏的理论时较为频繁的引用了波利策的观点。梅洛-庞蒂也广泛地讨论到了当代几个著名人物的作品，在他们之中有他的朋友雅克.拉康、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海琳.多伊奇（Helene Deutsch）、热尔曼.盖克斯（Germaine Guex）、莫雷诺（J. L. Moreno）与一大批做精神分析的人类学家。当赞美他们的作品时，梅洛-庞蒂将重点集中于精神分析学家们提供的大量与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结果与陈述。
最重要的是，梅洛-庞蒂强调他的这项研究的价值不是通过成人来阅读儿童。拉康和安娜.弗洛伊德都同意在婴幼儿那里不可能有对性本身的渴望（欲望），因而当我们说婴儿的“性欲”（sexuality）时我们应该要特别小心，婴幼儿阶段的性（sexuality）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成年人的。拉康在那时就已经理解到儿童是没有客观的性对象（objects “as sexual”）依恋的（attached to），因为他们还不懂得成人的性。安娜.弗洛伊德认为xii精神分析实践不能应用于儿童身上，因为他们还未形成一定程度上完备的距离，这种距离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或任何无意识的抵抗（及其任何可能的移情）从而以供分析。
但是梅洛-庞蒂似乎对梅兰妮.克莱茵与弗洛伊德-克莱茵的争论更能产生共鸣，他将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的工作视作是尝试揭示儿童的自身经验。在与爱德华.格洛弗（Edward Glover）的观点形成激烈批判时，他捍卫梅兰妮.克莱茵的观点，梅洛-庞蒂解释道，克莱茵对婴儿焦虑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并不是认为婴儿有记忆以促成了焦虑，正如一个成年人所意愿的那样，而是婴儿是非常现前的（present）。他说：“母亲的身体是一个当下存在着的形式而不是一个记忆。它不可能有那种将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分离开来[的意识]，因为其间有着一种相互缠结的关系因而也不可能会有一个分裂（cleavage）。”太多的儿童心理学著作倾向于假定儿童有着内部的被占用空间，因而我们理解儿童的行为应该以儿童的精神物理学状态来进行理解，而不是将儿童看作大于其环境的。广义精神分析理论所持的这种理解儿童的观点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并且一经提出就立即的被推广到了全世界。
另一个梅洛-庞蒂倾注了热情在精神分析学上的理论阐释是，他把俄狄浦斯情结宽泛领域给作了限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正确阐释了俄狄浦斯情结在西方的普遍存在经验，但是它并非是全世界的人都具有的一种普遍经验/情结(drama)。梅洛-庞蒂引用了不少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提供的例子，表明成人-儿童动力学是有意义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不同于西方家庭的儿童养育风格。这些索邦讲座涉及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卡迪纳（Abram Kardiner）, 林顿（Ralph Linton）, 博伊斯（Cora du Bois）, 艾里克森（Erik Erikson）, 克劳德-勒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莱维-布吕尔（Lucien Levy-Bruhl）,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曼诺尼（Octave Mannoni）, 罗海姆（Geza Roheim）, 西蒙斯（Leo Simmons）。梅洛-庞蒂尤其将精力放在了由米德、卡顿诺和马林诺夫斯基提供了对几个南海部落族群的研究，对此他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再阐释与再研究。
梅洛-庞蒂强调一些成人儿童的关系结构将是不可避免的得到发展，但它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关系。然而，梅洛-庞蒂并不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西方社会文明的结果，它本身是复杂的，正如他能理解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推向全人类的发展规律而将之视为人类的一种普遍发展规律，在此，他呈现了琼斯（Ernest Jones）的结论。他的讲座还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同时也融合了精神分析，这样的一种整合视角能够提供两种相互对照的分析来看待事物：
xiii，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的结构是文明的社会的原因。马林诺夫斯基则将社会学上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精神分析学上的因果关系，将俄狄浦斯情结的复杂性作为一个文明化的结果来看待。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归因都是不可分的且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必须构想出一个精神分析与一个社会学的结构，它们并不是一对因果关系的结构。
事实上，梅洛-庞蒂赞成“文化主义”的观点，他将之视作来自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学派”注2。
文化主义明智地使用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因而主张社会精英（milieu）阶层家庭剧目（drama）的广泛社会影响作用。在文化主义看来，注意力是受到儿童期的养育方式决定的，同时也还受着处于广泛的社会世界的家庭生活的影响。“童年并不被看作个体发展中的某一复杂时期，将它视作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时期，而是将其视作某种文化的环境萌芽时期。”俄狄浦斯的复杂性被视作与某种文化环境具有联结（相关联），但它不是某种环境的静态结果，而是一种活动的行动结果。因而，父母的养育方式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意义，但是因为父母他们自身总是已经是社会化的存在者了，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亲能够脱离于社会之外而去养育或教育他们的孩子。
尽管他强调社会历史背景的角色意义，但梅洛-庞蒂并不认为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儿童经验中的普遍特质和主体间性的生活。历史越多的积淀，[或许将有所助益于]文化上的敏感性，它作为一种方法将带给我们如何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内在结构（inherent structures）。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将受到某些引起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反应所决定。这些冲突并非是由一系列结构风格一致事件所引起，例如狭义精神分析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的普遍冲突，因为它们的出现来自不同个体的活动以及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是我们将能够看到跨文化的一些普遍真理是存在于人的发展与主体间性生活中的。
一个冲突的例子将不可避免的被描述为某种结构：儿童的物理-心理发展与社会精英的生活方式共同导致了性发展的发生。在一本来自精神分析学家海林.多伊奇（Hélène Deutsch）讨论法国儿童月经期的文献里，梅洛-庞蒂认为性发展是受到身体发展的推动的，但仅仅只是身体发展并不能够完全解释它。他指出：“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身体因素，而且还是一个整体上的文化结果。” 梅洛-庞蒂不赞成传统弗洛伊德的异性性欲（heterosexuality）概念仅仅只是精神性欲（psychosexual）发展的正常目的，而且他反对这种身体成熟是身体性欲发展的原因。Xiv，在多伊奇对一个女孩讨论的案例中，她开始月经来潮但是却没有引起性欲上的变化，我们发现这个女孩“还没有从心理上/精神上接受这个身体事件。”
然而这个女孩不可能有拒绝接受这个身体事件的自由。如果她的身体经历一种变化，她决定对它作出反应。她对之作出的无意识反反应原则是怎样的，那就是通过社会的限制和约束原则来决定的。梅洛-庞蒂翻转了格式塔心理学与黑格尔所描述的无意识结构原则：
然而，发展历程总是遵循着某种同一性的线索；偏差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这一秩序，完全因其所是而各异（contingent as it may be），必定从优先状态、从成熟状态自然地汹涌向前发展而使得这些[处于优先成熟状态的身理变化]都得到利用。成熟包括对现实行为意义的认识与对身体意义[变化]自身的认识之间取得了平衡。个体必须重新使用现前的已经有了可能性释放（rendered）的身体状况。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心理学形式的观念，较之于反应而言观念本身更是一个问题，它总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命定的，类似于一种绝对自由[状态]，因为个体总是在完成一个肉体领域特别的决定性的发展行动。我们发现这儿再次的出现了黑格尔的观念“存在的即是合理的”（surpassing while preserving）。
梅洛-庞蒂认为格式塔心理学最好的形式是刻画了儿童经验中注意的结构形式（forms of structuration）。
相比于对皮亚杰和对其他格式塔心理学的批判，梅洛-庞蒂认为相信儿童的知觉是有结构的，这并不会掉进一种对先天观念的盲目信仰的[窠臼]（或他给出的术语“先天论”天赋论）。格式塔心理学家的价值在于，诸如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理解的结构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固定心智内容，它被放于[某处]而被外在世界的光给照亮，而是作为一种可认识的秩序状态，它自身通过“自发的组织[而自身运作]。”
梅洛-庞蒂指出为了理解儿童的经验是如何进行的甚至是在婴儿初期的意义，我们必须同意在人的生命体中内在固有的某种自组织性。然而，我们也不必认为这种自组织性在它自身的内容与发展上是僵死的（一层不变的）：
我们保持与格式塔心理学家们一致的观点认为婴儿期的知觉是一种从开端处就被结构化了的……那即是说婴儿的知觉结构来自它的第一时刻而不是如同之前人们所宣布的那样婴儿的知觉与成人的知觉是一样的。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框架性的结构里充满了缺陷与模糊的区域，xv，而且没有如同成人的知觉结构那样精确的结构。儿童的知觉发展进程是一系列的转变与改组的发生结果。然而，从开端的某种总体状态（已经能够说出事物的名称）的行动经验开始，它们就已经是一起构成了一个“世界”。（注3：此段引自《行为的结构》，但未标明所引段落页码。—-中译者注）
在一段相类似的对儿童世界的似的注意脉络的描述中，梅洛-庞蒂强有力地拒绝了具有“知性论者”（主智主义者）倾向的皮亚杰对儿童发展的解释。
1952年，梅洛-庞蒂走在跨学科的交叉道路上，那时让.皮亚杰接任了索邦大学的遗传心理学教授职位。梅洛-庞蒂频繁引用皮亚杰在索邦的讲座报告内容，他发现皮亚杰过度的将儿童还原成了“成就动机引发的“某一阶段发展的产物。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此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并不能成功解释儿童如何从一个阶段转换或成熟到下一个阶段的，因为它忽视了大量来自社会、文化与历史情境的重要性。
根据梅洛-庞蒂，皮亚杰对儿童的解释是消极的；他判断他们的能力是以他们距成人的能力之间有多远来进行的。在皮亚杰对儿童与成人在语言方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一对伤害行为（disservice）：皮亚杰对照成人的语言表达从而低估儿童的语言表达价值。“皮亚杰因而消除了来自成人自我表达的语言与来自他人教会我们去言说的语言之间的差异。“由于对客观性语言估价过高，皮亚杰忽视了语言的艺术价值、表达价值与儿童的语言价值。梅洛-庞蒂接受儿童不仅是客观性语言的拥有者而且受着某种交流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但是他也发现因为儿童还没有被成人阶段的标准化[语言表述形式]所约束（constrained），因而他们的语言表达超过了成人的语言表达。梅洛-庞蒂坚持认为”客观语言阶段可被视作类似一个语言贫乏期（impoverishment）。当我们从儿童阶段迈向成人阶段时，并不仅仅只是从无知的认识阶段进入到有知，而是多形态的阶段，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它是一种逐渐的净化过程，更多的被语言所限定，从而致使思贫穷的阶段。“梅洛-庞蒂批判了皮亚杰的观点，因为后者由于过于关注客观性语言是如何获得的而错失了这种丢失是如何发展的。梅洛-庞蒂指出这是由于皮亚杰的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上出了问题。皮亚杰假定成人的知觉[所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与成人作为文化产品是更加注重现实性的。因而，这种成熟标准的任何研究都是以是否更接近成人的标准或近似标准为准的。儿童反应的任何价值在这种忽视的视角下都不可能被读到。
xvi，梅洛-庞蒂呼吁应该要在研究中注意行为的结构变化，尤其是儿童提问题的种类上。
事实上，皮亚杰并未找到理解儿童在如何进行思[构想（conceptions）]的办法，而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到了他们是如何从童年阶段转变到成人的这一系统过程上。然而，在儿童心理学中，有节制的使用这些成人概念是必要的，甚至应该限制用成人的词汇来衡量儿童的语言表达也是必要的。为了避免将儿童思想视作一种可证伪性阶段，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它，它属于独离区域（departs），与成人的语言区分是明显的。
皮亚杰在儿童所做出的反应中确实发现了缺口、矛盾与失败。但这并不必然得出儿童比成人在这些方面更失能（或少能力）这样一个事实，而毋宁说通过成人认知风格而产生的问题动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儿童在这样一些经验的表现上是贫乏的。这一主题是关于儿童经验具有什么样价值的主题，并且它批判皮亚杰忽视了儿童表达结构的独特性，通过对皮亚杰的批判梅洛-庞蒂讨论了儿童绘画与儿童对魔术（捉迷藏）的反应。
梅洛-庞蒂反复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儿童更加直接地与他们所处于其中的环境接触，因为儿童还未拥有足够多的文化工具来使他们自身隔离。他们还未获得完全的社会规范，包括对某种表达方式的偏爱（或优先性、倾向性）。皮亚杰与其他当代的儿童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儿童绘画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不像传统的心理学立场将儿童画视作缺乏对内容的认知，皮亚杰的研究对此给予了很好的反证。然而，皮亚杰的错误在于总是将儿童画视作成人画的一种功能[来看待]，而不是相反将其视作蕴于它本身的“一种积极的意义[表达]”。
然而这是真的，儿童比成人具有更少的动作能力（motor capacities），但我们应该小心避免将他们的绘画解释为仅仅只是他们的动作技能（motor skills）还未发展完全的反映。另外，我们必须再检验（再调查）一个儿童非写实的（nonrepresentational）符号风格。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内在性发生的结果的外显，换句话说，当他或她在画画时儿童很少能够集中注意某物。正如我们的年龄，我们获得的不仅是动作技能上的优势，而且还获得了对世界更多的客观性与现实性[的认识]。梅洛-庞蒂一向不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绘画表明我们在传统上受限于我们的西方艺术观。现代画更好的揭示了我们真实的与客观物相遇的现象，
xvii，儿童的平面图，是非透视画法的，并且他们身体的部分位置（眼睛的位置长在头的上部，手臂则长在头部以下）还未适应实物的现实本质，对此缺乏理解力，西方的成年人都是在联系居住经验之下而被教育出来的。“儿童能够表现出在做某种无意识的行动，它并非是受到了成人影响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服从或顺从的文化图式。”这并不意味着梅洛-庞蒂主张儿童生活在某种文化之外而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而是儿童画更好的描画了儿童知觉的整体性，它代替了一种更严格的西方人的视角组织方式、透视画法与成人绘画。
有关儿童画的讨论包括研究儿童画的著作有来自莫里斯.欧马（Maurice Prudhommeau）、乔治-亨利.吕屈埃（Georges-Henri Luquet）、弗朗索瓦.闵可夫斯基（Francoise Minkowski）与苏菲.摩根斯坦（Sophie Morgenstern）。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被认为是完全把握住了儿童画本身的逻辑，他们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分析儿童如何创造性的表达上去了。例如，吕屈埃的解释，如同皮亚杰一样，太消极了，因为他假定摄影是“最确切的”（exact） 再现自然的方式，因而描述最近似的照片将是最现实的。梅洛-庞蒂挑战了这种再现观，指出我们的知觉始终不是照相机那样的装置。相反，儿童画画的“失败”可被理解为是揭示了一种更加即时性的与知觉间取得的联系。因而，多重透视下的平整（flattening）与描绘客观物体（the object）总是会丢失掉一些客观事物可视的外观，从而保留下来“客体的整体。”（object’s totality）
梅洛-庞蒂也广泛地讨论了皮亚杰与黄（I.Huang）的在研究儿童如何解释魔术上的实验。梅洛-庞蒂拒绝皮亚杰所提出的这一理论，儿童有一个从世界中退避的自然的倾向，当受压去解释它时。皮亚杰的著作讨论了当他们遇到令人费解的现象时，儿童是如何描述魔术的。梅洛-庞蒂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假定性观点，儿童倾向于幻想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黄的描述也注意到了儿童在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因而让我们理解“对魔术的解释”是阶级传统的结果。来自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的孩子更有可能给出幻想性的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听了太多仙女的儿童故事，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倾向于提供一个接地气的响应（实在的理由）。皮亚杰未能注意到儿童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他们认知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黄的分析中有益的地方是他赞同儿童的解释涌现出来并不是受到对问题的追问的。他注意到了儿童的自然反应而不是仅仅只注意到他或她的语言能力发展成熟了与否：
Xviii，黄将孩子放在“一个真实的事件情境里，其中涉及具体实物和有形物体（作为适合语言创造的情境），一个事件能够引起相似的反应，正如同孩子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所显示的那样”。 另一方面，皮亚杰在孩子们从未作好过如何面对的情况下反复询问孩子们是怎么看待他们所看到的客观事物的。
黄给孩子们展示的几个魔术如果让一个成人来理解的话，要么是在科学知识之下将它假定为一种“魔术”的幻像而发生的，要么是某种熟能生巧的变戏法的手法罢了。因为儿童既无科学常识又不理解变戏法的手法，我们就期望他们解释他们所看到的戏法。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孩子们“从未自然地说出一种对魔术的解释。”梅洛-庞蒂说明道，正如成人一样，孩子们也在试着考虑到一种自然现象的状态。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回答是天真的时，我们并未发现一个契约世界的缺失或欲望回到了一个内在性状态之中，迷信的世界观（superstitious worldview）。
为了展现出孩子们[如何]在熟悉地世界中活动—-包括文化与社会的世界—-梅洛-庞蒂跨越了一条文化与社会学方法上的界线，并同时融合了从生理学与心理学的方法上来理解儿童发展的问题。传统心理学的方法受限于他们假定我们成人经验的所见必定是儿童成熟的结果。因而，孩子的语境（context）与成人的儿童观很少是相关的，因为儿童必然会成为成人。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找到儿童中的成人（finding the adult in the child），而不是允许儿童经验具有独立性（unique）。广泛的观点认为儿童这种角色有其自己的逻辑，处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儿童被养育的方式显示出受限于一种心理学方法上所理解的发展。《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整合了所有这些现行的方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模式来理解儿童的发展。
在翻译这些讲座课时，我尽量提供可读性与尽可能找到梅洛-庞蒂所引用的学者们的文献复本。因为该讲座课都是笔记性的，很多句子都是碎片化的（不全），或者有头无尾[或者只是内核]。在必要的时候在它们断裂的地方，我添加了一些副标题。在这些笔记中，我提供了一些起到支架式贡献的参考文献，它们都是这些讲座课里所提到的。我努力提供较为完整的研究中的引文、出处以及梅洛-庞蒂所提到的各种理论。另外，我还提供这些注释的简略人物传记以便英语读者们熟悉他们。我用“he”来表示法语中孩子的词，因为性别中性词在梅洛-庞蒂的演讲中并不特别强调。
Xix，我要感谢西尔弗曼（Hugh J. Silverman）与埃文斯（Fred Evans），因为他们所翻译的第一和最后一个讲座，正是在和他们的不断讨论中形成了现在的这一译文。我也很想要感谢施泰因博克（Tony Steinbock）对《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一书感兴趣，还有西北大学优秀的同事们，他们为本讲座稿的翻译所做的工作也令我感怀致谢。如此多的研究需要图书馆的管理员和朋友们帮助来查找梅洛-庞蒂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在此，我一并致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