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想当然就觉得性别不平等是“自然的”
耶梦加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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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女权主义
性阶级（sex class）深不可测。或者说，性阶级可能仅仅表现为一种肤浅的不平等，好像只需要进行几次简单的改革，让所有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
但是，一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此的反应更接近事情的真相：“那种事情，你为什么不能改变它呢？你一定是疯了！”
我们要谈论的就是如此深刻的一件事。这种本能反应是诚实的：女权主义者讨论的是改变基本生理限制，即使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深刻的变革不能简单地被归入传统的思想框架，比如“政治”。并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框架不合适，是因为它们不够大：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冲破这些既有框架。
如果没有一个词比革命更加包罗万象，那我们就称之为革命。
在进化到一定水平并拥有现在的高端技术之前，质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只能是精神错乱。为什么一个女人应该为了一场毫无胜算的血腥斗争，放弃她在牛车（cattle car）上宝座呢？但是，一些国家第一次具备了让女权主义者进行革命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形势正在呼唤这样一场革命。
第一批女人逃离大屠杀，步履蹒跚地开始寻找彼此。
真正的敏感
她们的初步行动是一同小心观察，让一种涣散的意识重新凝聚起来（resensitize）。无论一个人的意识能够到达哪一层，问题总是出现在更深的地方，这令人感到痛苦。因为问题无处不在。阴阳的二分法遍布于文化、历史、经济与乃至自然之中。现代西方式的性歧视只是最表层。
提高一个人对性歧视的敏感程度所带来的问题，远比黑人激进分子对种族主义的新认识（所产生的问题）要严重。
女权主义者不仅要质疑西方文化，还要质疑文化自身的构成（organization），甚至是自然构成。如果那个问题源自许多女性所不想知道的深处，她们就在绝望中放弃了。而其他人继续壮大这场运动，她们对女性所遭受的压迫非常敏感，对这种充满痛苦的敏感只为一个目标存在，即根本地消除它。
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
然而，在我们采取行动改变形势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它如何产生和演变，又以怎样的机制运作。
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产生诸多对立（antagonism）的历史事件中，审查其连续性（succession），以便发现该条件下所创造出的解决冲突的方法。”
我们需要像马克思-恩格斯为经济革命对阶级对立所做的全面分析一样，为女权革命而对性别战争之动力（the dynamics of sex war），进行同样全面，甚至更全面的分析。
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该问题涉及早在史书记载之前的动物王国本就存在的压迫。
在进行这样一种分析时，我们从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是他们那些有关女性的字面观点——他们对作为受压迫阶级女性处境，几乎一无所知，只在与经济学重叠的地方认识到这一点——而在于他们的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同为社会主义者的先驱们，因为他们发展了一种同时是辩证的和唯物的分析方法。
他们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人，他们将世界视作一个过程，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自然之流（flux），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且彼此渗透。因为他们能够把历史看作是电影而不是快照（snapshot），并试图避免陷入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观点曾让许多其他伟大的头脑陷入困境。
(这种分析本身可能是性别划分的产物，详见在第九章的讨论)他们把历史性力量间相互作用(dynamic interplay)的观点与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尝试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置于现实(real)基础之上，追溯到了经济阶级发展的根本原因(organic causes)。
虚妄的理想与真正的历史
通过对历史机制的透彻理解，他们希望向人们展示如何掌握历史。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比如傅里叶、欧文和柏博尔，他们已经能够做到，不拘泥于以道德解释现存的社会不平等，假想一个仅有善良意志（good will），而不存在阶级的特权和剥削的理想世界。
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以相同的方式，假定了一个男性的特权和剥削都不存在的世界。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早期思想家们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不公正是如何演变维持自身，或者如何能够被消除，因此，他们的思想都处于一种文化真空中，也就是乌托邦。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追溯到了阶级冲突真正的经济起源，基于早已存在的客观经济先决条件，提出一种经济解决方案：无产阶级夺取生产资料将会引向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政府已然萎缩，不必再为了维护上层阶级（the higher）而压迫下层阶级（the lower）。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个体的价值都将会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等同。
历史辩证法的性基础
但是，正如后来那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虽然相较以往的历史分析是一个辉煌的进步，却并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以现实为基础，但那是一种片面的现实。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格经济学定义如下：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与交换模式的变化、社会随之发生的阶级分化，以及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中，找寻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巨大的动力。
他进一步说道：
……除了原始社会以外的所有历史时期，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总是生产交换模式的产物，也就是当时经济条件的产物。社会的经济结构总是向我们提供现实基础，我们只能由此找到司法和政治制度，乃至宗教和哲学体系的整个上层建筑的的终极解释，以及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其他观念。
试图根据这一严格的经济学解释，来说明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这是一种错误。
阶级分析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但也有其局限：尽管在线性意义上它是正确的，但还不够深入。
恩格斯当时隐约察觉到，历史辩证法中有一个完整的性基础（sexual substratum），但因为他只能透过经济学滤镜来看待性，并将一切都还原为经济的，他就无法就性本身进行评判。
恩格斯确实观察到，两性之间原始的劳动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养育孩子。在家庭中，丈夫是所有者，妻子是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tion），而孩子则是劳动者。人类繁衍是一个区别于生产资料[^ 1]的重要经济制度。
但恩格斯的这些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女性所受压迫的零星认识，被我们给予了太多信任。
事实上，他仅仅承认性阶级制度与其经济学框架重叠、并阐明其学说的部分。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做得不好。但马克思更糟。人们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对女性的偏见（所有文化下的男性，包括弗洛伊德都有这种文化偏见）。
如果有人企图将女权主义硬塞进正统马克思主义框架，这是危险的。
扩充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这就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性阶级的附带性（incidental）见解，固化成了一种教条。相反，我们必须扩展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正如相对论物理学并没有令牛顿物理学作废，它只是在牛顿物理学周围画了一个圈，将其应用限制在一个相对更小的范围里。 因为，追溯生产资料（甚至是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学诊断并不能解释一切。现实中还存在一些不直接源自经济的层面。
在经济学的背后，实在即是性心理（reality is psychosexual）这一假设，常常被那些接受辩证唯物史观的人认为是不符合历史的，因为这似乎让我们退回马克思的起点：在臆想的乌托邦和模棱两可（无从判断是非）的哲学体系迷雾中摸索，这些体系通过先天的（priori）思维范畴解释具体的历史发展。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却试图用“存在（being）”来解释“知道（knowing）”，而不是反过来。
第三条路
但是，我们还有未经审查的第三条道路：我们可以试着发展一种基于性自身的唯物史观。
总体来说，女权主义理论，同早期女权主义在修正性别歧视方面的努力一样，都是不充分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一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女权理论家们的初次尝试中，哪怕只是在表面一扫而过，也能描述出最赤裸裸的（blatant）不平等。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一个对此做出了近乎全面分析（definitive analysis）的人,也许她已经做到了。其《第二性》这部深刻的著作问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全世界都以为女权主义已死，而这部作品则第一次尝试将女权主义建立在其历史基础之上。
波伏瓦是所有女权理论家中最全面、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她将女权主义与我们文化中最棒的思想联系到了一起。
波伏娃的缺陷
但这一优点也同样是她的缺点：她几乎是过于精明世故（sophisticated）和博闻强识了。这在她对女权主义严格的存在主义阐释中成了一个缺点（人们想知道萨特与此有多少关系），当然，这仍然是有争议的。因为，一切文化系统包括存在主义，都受到性二元论的制约。
她说：
男性不会在想到他人以前想到自己，因为他是在二元论的标志下看待世界的，而二元论不是性本身所具有的。既然不同于男性将自己设定为同一（the Same），那么女性自然就被置于他者之中，他者包含女人。
也许她想得有些复杂了。为什么要假定一个根本上是黑格尔式的他者概念，作为最终解释。然后又仔细地记录下那些使得“女性”成为这样一个范畴的生物历史环境。
她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也许有一种更可能也更简单的解释，那就是这种基本的二元论就来自于性别分化自身。
先假设“他者”、“先验”和“内在性”这些关于思想和存在的先验范畴，再将历史从属于它，这是没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现，这些哲学范畴本就源自于历史。
生育
在假设这些范畴以前，让我们先试着分析这样一种观点，生物机制自身——即生育（procreation）——就是二元论的起源。
门外汉想当然就觉得性别不平等是“自然的”。这似乎是有据可循的。我们不要立马将目光转向别的地方。不同于经济阶级，性阶级直接来自于生物性实在（biological reality）：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造物，并不享有同等地位。
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自身差异并不必然发展为一种——一方统治另一方的——阶级制度，但双方在生育机制上的差异却会导致这种阶级制度。
直系血亲家庭（biological family），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不平等。
这种基础的不平等，塑造了个体的性心理，而对权力的需求说导致的性阶级发展，又源自于这一性心理塑造。而不像弗洛伊德、Norman Oliver Brown等人一再过分强调，并理所当然得认为的那样，性阶级的发展来自于生与死、爱（Eros）与灭（Thanatos）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
直系血亲家庭
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之下，直系血亲家庭作为基本的生育统一体，均由男性、女性和孩子组成。
这种家庭可以被归纳出以下几点基本的（如果不是永久的）事实：
1）在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出现以前，女人的整个历史始终受其生理性支配。
月经（menstruation）、更年期（menopause）、“女性疾病（female ills）”、分娩时的持续疼痛、哺乳与照料婴儿，所有这一切都使她们为了生存（physical survival）依赖男性（不论是兄弟、父亲、丈夫、爱人，或是家族（clan）、政府和社区（community-at-large）。
2）相较于其他动物，人类婴儿长大成人所需的时间要多得多。因此，至少在某一段不长的时期中，他们更加无助，需要成人保证其生存。
3）从古至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这种母-子互相依存的基本关系。这也塑造了每个成年女性与婴儿的心理。
4）两性之间自然生育差异，直接导致了阶级起源时期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为种姓制度（caste）提供了范式（这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特征的歧视）。
人类学的诡辩无法掩盖人类家庭在生物学上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y）。任何人只要观察过动物交配、生产和哺育幼崽，就很难接受“文化相对论”的说法。
因为，不论你能在大洋洲上找到多少子不知父（the connection of father to fertility）的部落，又有多少母系氏族，不论有多少性角色反转、家庭主夫，甚至共情分娩之痛的例子，这些事实仅仅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即人性那令人惊叹的灵活性。
但人的本性是易于适应的，它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我们所描述的直系血亲家庭存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即便在母系氏族，人们尊重女人的生育力，而不知道父亲，或者父亲的角色无关紧要，女性和婴儿仍旧对男性有某种依赖，也许不是生父。
人不是动物
我试图证明，尽管核心家庭只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这只会加剧直系血亲家庭心理上的不良后果（penalty）。
虽然在整个历史之中，确实有多种多样的直系血亲家庭，都带有我所描绘过的那种偶然性，这就导致了人格上特殊的性心理扭曲。
但是，承认权力的性别不平等是基于生物学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失败（lose ones case）。
我们不再只是动物了。
自然王国并非绝对的统治者。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自己承认的那样:
历史唯物论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真理。人不是一个物种，而是一种历史现实（historical reality）。人类社会是一种反自然（antiphysis），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与自然对抗。它不会被动地接受自然存在，而会为了自身利益，接管自然的控制。这种僭越（arrogation）不是内在的主观选择，而是实践行为中的客观现实(accomplished objectively)。
“自然”与“人”
因此，“自然”并非“人”的价值。
人已经开始超越（outgrow）自然：我们不能再以性阶级制度的源于自然为由，来维持这一制度。事实上，仅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似乎我们必须摆脱它(参见第十章)。
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不仅仅要求一种综合的历史性分析。当一个人意识到，虽然男性不断有能力从生物性条件中解放自身，而这种条件恰恰也产生了他对女人和孩子的暴政（tyranny），但他几乎没有理由放弃这种暴政。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经济革命的背景下：
阶级划分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注意，阶级划分源自于一种根本的生物性划分]。但这并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占了上否，就会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以巩固自身力量，将自身的社会领导力转化为一种对群众的剥削。
虽然性阶级制度可能确确实源于一些根本的生物性条件，但这并不能保证，一旦压迫女人孩子的生物学基础消失，女人和孩子就会得到自由。相反，新技术，尤其是生育控制技术，可以用来对抗他们，以避免剥削制度的巩固加强。
正如要确保消除经济阶级，就需要底层阶级（无产者）的反抗，以及他们在暂时掌权时期，夺取了生产（production）工具。
要保证瓦解性阶级，也同样需要底层阶级（女人）的反抗，并夺取她们对生育（reproduction）工具的控制权：女人不仅要求恢复对自己身体完全的所有权，还要求（暂时）控制人类的繁衍——一种新的人口生物学，以及生育和照料儿童的社会机构。
就像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要消除经济阶级特权，更是要取消经济阶级的划分本身。
消灭家庭
所以，女权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不同于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必须也不止于消除男性特权，更要消除性阶级划分本身：从文化上来讲，人与人之间的生殖差异将不复存在。
（颠倒一种无障碍的泛性论（pansexuality），即弗洛伊德的“多样的性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可能会取代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的划分）。）
为两性利益而由一方承担的物种繁衍，将会代之以人工生育（起码有这样一种选择）：孩子可以平等地出生为某个性别，或者哪个都不是，不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一点。
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反之亦然），一般而言，将会让位于他们对一小群人更短暂的依赖，任何在体力上落后于成年人的现象，都将在文化上得到补偿。
劳动分工将会因为劳动的彻底消除（赛博化（cybernation））而终结。
直系血亲家庭的暴政将会被打破。
随之而来的是权力心理学。对于严格的社会主义革命，
最终的革命
正如恩格斯所说：
不是这个或那个统治阶级，而是所有统治阶级都[将会]被时代遗弃。
社会主义从未接近实现这一预定目标，不仅是因为经济前提没能实现或者不奏效，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本身就不够充分。
它没能深入挖掘阶级的性心理根源。当马克思观察到，家庭自身就包含着一切对立（antagonisms）的萌芽，这些对立后来在社会和国家中大幅发展。
那些剥削人的绦虫（the tapeworm of exploitation）不会彻底绝迹，除非革命根除直系血亲家庭这一基本社会组织。
通过这一纽带，权力心理学总是能潜入其中。
我们需要一场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规模更大的性革命，真正地铲除一切阶级制度。
社会主义分析与激进女权
我试图进一步分析阶级，以深入性的生物学划分的根源。我们并未舍弃社会主义者的真知灼见。相反，激进女权主义可以扩展社会主义分析，在客观条件下为其提供一个更深刻的基础，从而解释许多原本不相容的东西。
作为在此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分析的奠基之作，我们需要扩展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义。
这里，对此前引用过的相同定义进行重新表述（rephrase），来概括基于繁衍目的的性的生物学划分，而这种划分正是阶级的起源：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它在性别的辩证法中寻求一切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巨大推动力:社会因生育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阶级，两者相互斗争。这些斗争造成了婚姻、生育和育儿模式的变化。进而，其他具有身体差异（physically-differentiated）的阶级[种姓]也发展起来。
基于性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发展成了[经济-文化]阶级体系。
在此，文化和经济上层建筑都不应仅仅回溯（经济）阶级，而都要回溯到性：
>过去的一切历史[注意，现在我们可以排除“原始阶段例外”的说法]，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争斗的社会阶级，始终是——为了物种繁衍而结合起来的——直系血亲家庭这一组织方式的产物，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生产方式与商品服务交换的产物。
社会的性-生殖组织总是提供现实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司法、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思想的整个上层结构做出最终的解释。
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研究的结果，预测得更为现实:
围绕着人类并一直统治着人类的全部生活条件，现在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下。人类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自然之主，是自己所有的社会组织的主人。
权力心理学与沙文主义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借用（assume）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定义，考察维持并加强直系血亲家庭（特别是其当下的表现形式，即核心家庭）的文化机制，及其产物：权力心理学，以及现在发展到足以毁灭我们自身的好斗的沙文主义。
我们将对此进行一种弗洛伊德主义女权主义分析。因为弗洛伊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他的文化偏见并未否定其观点。
事实上，就建立一种基于性的新唯物辩证法而言，弗洛伊德的洞见远比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更有价值。然后，我们将尝试将恩格斯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优点，与弗洛伊德（对两性内心以及塑造这种内心的理解）的长处相结合，从而得出一种解决方法。
基于现实条件，这种方案既是政治的又是个人的。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在稍纵即逝的（immediate）社会环境中，准确地观察到了心理活动。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基本结构是基于所有人，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
这似乎更是一种绝对的生存条件，质疑它将是荒谬的。这就使得弗洛伊德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不得不假设诸如死亡意愿（Death Wish）这样的先验结构，来解释这些普遍的心理驱动力之来源。
这反过来又使人类的病态变得无法缓解也无法治愈。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精神分析疗法)，是一个术语上的矛盾，与他的其他工作相比不值一提。而且这种方法在实践上也彻底是失败的。这就使得那些具有社会/政治敏感性的人不仅拒绝他的治疗方案，也拒绝他最深刻的发现。
未完待续……
[^ 1] 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两种制度在同一时间范围内相互发展的关系，可以参见本章最后的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