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信息：本文转载自「介君」，已获授权，原文链接：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与笛卡尔通信集（九）
女士，
我的旅程不可能遇上任何不幸，因为我很高兴有殿下您美好的祝愿作伴[2]。这封令人愉悦的信笺勾起了我一些回忆[3]，这是我在这个国家能够收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我本该非常高兴，如果不是信中提到，在我离开海牙前，殿下您曾患病，而且至今_她的胃里还残留着些许不适。她_将调节饮食与运动作为治疗方法，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
然而，愤怒、恐惧和其他激情在体内激起的剧烈变化显示出，灵魂无疑较身体具有更大的力量。但灵魂并不直接按照其意志，将动物精气引向那些它们可能有用或有害的地方，它只是意愿或思维着其他事物[4]。
因为，我们的身体结构就是如此，某些运动会自然跟随某种思维而来，就像一个人脸红是因为羞怯，泪水是出于怜悯，而笑声则是源自开心[5]。
我知道，什么思想都比不上我们怀有如此强烈的信念：我们的身体构造(the architecture of our body)很好，只要人健康，就不会轻易得病，除非这个人做了一些显然过度的事情，或者空气和其他外部因素伤害了我们。
当一个人得病，他能够只凭自然之力恢复健康，尤其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这个信念无疑比另一些更真实可信，另一些人在占星师(astrologer)或医生的影响下，使自己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某段时间之后死去，而且只是因此他们就患病甚至死亡。
这太常见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但如果我想到殿下您仍旧受到这种不适的困扰，我定会感到十分难过。我更希望她能够度过难关。同时，因为想要确认这一点，我极度渴望返回荷兰。
我打算在四五日内启程，途经普瓦图和布列塔尼，一些事务将我带往那里。但只要我将那些事情安排妥当，我就只想回到曾有幸与殿下您交谈过的地方。因为，尽管此地有许多我敬重的人，但没有谁能够使我留下来。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但就此搁笔。
[1]一开始，亚当(Adam)和坦纳里(Tennery)认同科勒斯列，认为这封信是1647年7月所写。然而，反复考察笛卡尔与伊丽莎白公主的整个通信，他们将这封信重新定为1644年7月。参见AT 5:553。因此，我在此同意AT版对日期的重新确认，考廷汉姆(Cottingham)和贝萨德(Beyssade)也是如此。因为这封信与伊丽莎白1644年8月1日的回信对应，所以这种观点具有说服力。另外，伊丽莎白1644年身在荷兰，但她1647年却是在克劳森(Crossen)。我的一层考虑在于，笛卡尔在这封信里对激情的思考似乎相当成熟，不像是在1645年他们后来的通信中，才开始认真思考激情问题的。而且，笛卡尔早在1637年的《方法谈》中，就已经提到了动物精气中的激情表达（他在这封信里也关注于此），因此对日期的再次确认是可以接受的。
[2]笛卡尔当时正前往法国，去处理他在布列塔尼和普瓦图的家庭事务，包括其父的产业，但他也在巴黎稍作停留，加强了他在智识圈的联系。参见吉纳维芙·罗迪斯-露易丝的《笛卡尔：生平与思想》，简·玛丽·托德翻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152ff。
[3]据我所知，这封信没有完整的副本。
[4]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坚持了这样的态度。参见a.41（AT 9:359-60）
[5]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广泛地讨论了激情的表达。参见aa.112-135（AT 11:41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