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心包括使受害者蒙羞的行为或言语，其目的无非是以此为乐
这种对可见性的需求，这种对名望永不餍足的追，这种对承认难以遏制的渴求从何而来？如何解释从最不引人注目的无名小卒到最令人钦佩的教授，每个人都在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寻找自己转瞬即逝的荣耀？
这个围绕着“名气”而运转的世界到底要去到哪里？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存在，却从未尝试过生活？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假设能够解释这种总是迫使我们被更多人“看到”的疯狂竞赛，其中，隐藏着对不可见性的恐惧：不被看见就意味着不存在。
在我的本己的实存中，他人的确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鲁滨逊不想发疯那么他就需要“星期五”，同样，胡塞尔也在《第五沉思》中对笛卡尔的唯我论提出了质疑。
当“他者”在一个目光或一句言语中自我显现时，他异性就成为了与世界的联系，在此之中，我能够认识到我的本己的存在。
“我是”在“我看你”中找到了我的实际性的点。
显然，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地需要目光？是什么迫使我们花费时间来寻找（通常是虚拟的）他异性来确证我们的存在？
这个问题，我在2016年的《我自拍，故我在》中就曾提出过。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去存在的需求背后，在这种变得可见的需求背后，隐藏着对死亡的恐惧：不可见，就是不再被看见，就是“死”了。
那时，我认为死亡是当代最后的禁忌。
第二个假设，我借鉴了卡洛·斯特伦格的观点，他在2011年出版的 《对微不足道的恐惧让我们发疯》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观察，在竞争和成功的现代性网格中，我们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转瞬即逝的名声”，因为我们对“荒废生活”、达不到要求或搁浅等想法感到害怕。
这里，表达的是后现代通过实现目标、通过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所取得的来存在的需求：这就是塞盖拉的“50 岁时的劳力士”，马克龙的“一事无成的人”。
因此，对微不足道的恐惧转换为了对一事无成、对不存在或对“荒废生活”——在错过的意义上——的恐惧。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延续并超越了斯特伦格的假设。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说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指导和制约着我们的许多行动，与其说它是对不可见性或虚无的恐惧，不如说它是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隐藏虚无本身的企图。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这种对荣耀、名望、名气、名声的追求，以及在存在意义上的更广泛的对“承认”的追求，掩盖了我们生命的空虚、我们存在的不存在、我们的向存在的缺乏、我们的不在场、我们的消逝、我们的遗忘和其他存在的缺陷、我们的误解。
与其说我们的存在毫无意义，不如说我们的存在被虚空所吸收。
因此，我提出的假设是，正是对空虚的恐惧在左右着我们与承认的关系。因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存在，以便摆脱空虚的生活。
从空虚的时代到空虚的人生
1983 年，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出版了一本书，该书用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标题标记了整个时代：《空虚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利波维茨基对个性化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全球的社会学变革的到来。
因此，“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大众的冷漠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意义的反复和原地踏步的感觉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社会中，私人的自主被视为理所当然，创新变得微不足道，未来不再等同于不可避免的进步……现代的主要轴心，革命、纪律、世俗主义和先锋派已经被享乐主义的个性化的强力所改变；技术和科学的乐观主义已经衰落，与无数的发现相伴而生的是集团的过度武装、环境的恶化以及个体失职的加剧；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够煽动群众，后现代社会不再有任何的偶像或禁忌，不再有任何更荣耀的自身形象，不再有任何更具动员性的历史计划，从此以后，统治我们的是空虚，一种没有悲剧或启示的空虚”。
空虚，即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提到的社会运动的特征，只会随着超现代性的蔓延而变得更加明显。
但是，四十年过去了，这种“空虚”又变得如何了呢？
在虚拟世界和数字世界到来之后，这种“空虚”发生了 哪些变化？尤其是随着社交网络和多种人工智能、编程算法和其他日益人性化的机器人的发展，以及媒体信息的神圣化？
在一个批判性思维受到严重威胁的世界里，在一个民粹主义及其具有传染性的意识形态日益威胁着我们的民主政体的世界里，在一个政治思想建基于舆论之上的世界里，在一个以社交网络上的受欢迎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世界里，这种空虚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星球上的陆地和海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被消耗的物品所填满，以至于窒息，以至于痛苦？这种被我们称之为“焦虑”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空虚是可以用“阿普唑仑（Xanax）”治愈的吗？
那么，这种爱的空虚会让我们对全人类漠不关心吗？那么，那种将我们的身体还原为无意识机械的空虚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