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设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信念和节奏生活的人会从宁静中受益，而那些渴望面临着一千种障碍
蒂埃里·帕科特（Thierry Paquot）（1952-），法国哲学家，巴黎城市规划学院的退休教授。著有《伦理、建筑、城市》（2000）、《城市日常生活》（2001）、《哲学、城市和建筑：四元素重生》（2002）、《环境哲学和城市环境》（2010）、《西方思想中的空间和位置：从柏拉图到尼采》（2012）、《属于自己的时间：存在主义生态学》、《公共场所》（2015）、《乌托邦和乌托邦人》（2018）、《风景》（2018）《城市灾害：城市也在消亡》（2019）、《棚户区》（2022）。
译文来源：「休闲哲学」公众号
社会生活似乎在“工作”和“休闲”之间交替，就好像每个人的存在本身都结合了这两个“时刻”，其比重随着年龄和一年中的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例如，一个孩子的娱乐时间比花在学校的时间要更多，而一个完全“积极生活”的成年人——如果他没有失业——工作的时间比他不分心的时间就要多得多，直到退休这种关系才会得到扭转。
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休闲对应于一种偏差：它是工作得以完成的时间、睡眠得以保证的时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受到限制的”时间之外的剩余时间。这也是词源所证实的。事实上，在“休闲”条目中，皮埃尔·拉鲁斯指出该术语来自拉丁语的licere，即“被允许”，人们可以在“合法的”和“被许可的”中找到它。
休闲源于一种授权，就好像，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人们都必须先完成工作，然后才能摆脱它，然后腾出为己的时间以及无目的的时间。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休闲被描述为“我们的义务留给我们的空闲时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连通容器的原则：一个填补了另一个失去的……
因此，有必要从工作开始理解休闲，并承认社会并没有赋予工作以我们所赋予它的价值，因此——作为结果——忽视了休闲。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都依赖于大自然的“好处”，从而并不认为工作是他们自己的理解的组成部分。诚然，工作分工的形式出现并且从农民中区分出工匠，从信徒中区分出战士，从吟游诗人中区分出商人，但是，没有被考虑到的是只有具有经济的天职的活动——提供收入的定期工作——才属于文明并且得到应有的承认，即使在宗教方面，例如，它已经受到欢迎。在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只有基督教以原罪为基础，谴责所有的信徒为了获得神圣的救赎而汗流浃背地养活自己。这种罪恶感在基督教文化中根深蒂固，至今仍在影响许多行为。
“工作”这个词本身来自拉丁语的trepalium（一种用作酷刑的三脚架）而且其本身就能够解释这种惩罚。工作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创造性的。它代表了一种义务，一种真正的苦路……
随后，随着工业化和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无论是在其自由主义版本（资本主义）中，还是在其集体主义版本（社会主义，大多数时候只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工人都不得不成为生产主义的象征者。在这种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它以持续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为支撑——下，这种以不断的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的生产力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工人是英雄，这里是白手起家的人，那里是集体农庄的农民或肌肉发达、眺望地平线的工厂工人。他们的敌人是一样的：食利者，懒惰者，懒惰者。
然而，这些不同的称号被相同的职业道德谴责为寄生虫。专制政权的垮台打破了新人的形象，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出现。继承人是国王。失业者、没有这个或那个的人、无数生活不稳定的人，共同生活在一种工作已经取代无所事事的资源经济中。拒绝工作被证明是一种奢侈或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然而，罪恶感还是很大，那些发现自己失业的人拼命找工作，他们自惭形秽，贬低自己……
生产主义仍在等待它的地理历史学家。确实，在贸易、工具、立法、冲突、交涉等方面，通常有一些有关“工作和工人的历史”，但是，但很少像布莱斯·帕斯卡或让·乔诺所说的那样，将其与一种人类职业的感觉的地理历史以及他们的“娱乐”感觉的地理历史联系起来。
为什么工作？
顺便说一句，为谁，如何，多长时间？谁，在什么情况下，拒绝一种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唯一的技术权威的约束性工作？此外，为什么机器和其他的机器人还没有将人类从这种经常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难道生产社会的等级结构不要求这种工人义务？也就是说，难道生产社会的等级结构接受“事物的秩序”，即其可能的再分配系统及其权利？而且，如果生产社会生产的所有商品都没有为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怎么办？很少有活动能够摆脱工作的铁律。
艺术家、工匠、农民可以不按照生产主义的规则工作，并且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期望生活。绝大多数人都梦想着两个世纪前英国工人所宣称并最终得到的“八分之三”：工作、休息和文化。希腊人不工作，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工作：在那些耕耘的时间里，除了了解自己和他人之外别无其他，scholè，也就是“休闲”。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启发了不止一位哲学家……这个词将出现在法语的“学校（école）”、德语的学校（Schule）以及英语的学校（school）中。这些由了解的人（成人）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某些知识的地方——除了可能在星期三和假期期间……根本不再以scholè为目标。
词汇的演化带来许多惊喜。在拉丁语中，scholè被翻译为otium，涵盖相同的含义。很久以后，正如词汇学家和词典编纂者以“晦涩的方式”所写的那样，otium将反对negotium，使商人成为思想家的对立面，前者是试图通过以更高的价格转售他以低廉的价格获得的东西来致富的人，后者是也想致富，但是在理智上极力鄙视这种执着于物质财富的人。
在法语中，“休闲”一词在10世纪首先是一个动词，意思是“有可能的”。这个动词的不定式的名词化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它是“机会”的同义词，意思是“做某事所必需的时间”，正如Le roman de Troie de Benoît de Sainte-Maure（1160）中所说的那样。两个世纪后，在Froissart那里，“休闲”对应于“绝对可用的状态”。
正是在中世纪的城镇，人们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24个小时，这种划分与机械钟和教堂钟声（在教堂的尖顶和行会的钟楼上）同时出现，礼拜年被推广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每周七天，中间以献给上帝的星期日为标志。当然，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主日制度已经实行，本笃会的规则将僧侣的生活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作和祈祷。休闲、懒惰和懒散受到严厉的压制，尤其是最后一种，即违反宗教义务的行为，属于七大罪，例如，在干草垛中打盹的僧侣……
“新兴的专业人士”，雅克·勒-高夫（1980）指出，“即那些被传统基督教会指责为出卖时间（商人借贷获息）、科学（大学硕士）、文字（律师和司法人员）——所有本应属于上帝的东西——的人，发现自己被神学和学术教会法证明是正当的。”（勒高夫，1980年）。
工作和休闲相辅相成，至少在城市是这样。时间不再是同质的和神圣的。甚至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也建议分心，因为“人的精神如果从不松懈，就会崩溃”，并提倡游憩，而游憩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造……
然而，罗伯特·埃蒂安（1838）和让·尼科（1606）认为，“leisure”来自otium，相当于“懒散”和“懒惰”，带有贬义的含义。这个词在语言中的传播比在习俗中的传播要慢。因此，让·塞德（1996）注意到它在弗朗索瓦·拉伯雷那里出现了2次，在米歇尔·德·蒙田那里出现了51次，在皮埃尔·德·龙萨尔那里出现了6次。
根据Stéphanie Dupays（2006年）的说法，第一部单语词典——皮埃尔·里切莱的《包含单词和事物的法语词典》（1680年）、安托万·弗雷蒂埃的《通用词典：包含所有古老和现代的法语单词以及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术语》（1690年）和学院词典（1694 年）——一致认为，“休闲”是“一个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做任何事情’的时间”。
让-路易·盖斯·德·巴尔扎克在《第一封信》（1627年）中，区分了“休闲”和“懒散”以及“闲散”，他认为闲暇是“那些有智慧的人的真正财富”，它有利于创作诗歌，特别是“田园诗歌”。它在18世纪变成了“自由时间”，而不是字典中提及次数更多的不活动的时间（学术辞典，1740年，1762年，1798年；Trevor通用词典1771年；Féraud的法语批判词典，1787年）。
也是在这些词典中，“休闲”由复数的“休闲”来完成，它将在19世纪末占据主导地位并在20世纪的研究报告中取得胜利，因为在社会和文学中，高尚的仍然是工作。在埃米尔·左拉的Germinal（1885）中，“工作”和“工作”出现了233次，“loisir”则一次都没有出现！
然而在1880年，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平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然后在1883年以令人震惊的标题——《懒惰的权利：驳斥1848年的工作权》——结集出版。巴黎公社之后，他被警察通缉，流亡西班牙，然后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与马克思一起开始撰写后来成为一本小册子的东西。
他从他岳父丰富的参考文献中汲取灵感，阅读由马克思注释的路易斯-马图林-莫罗-克里斯托夫（1799-1883）的作品，并从中引用了大量引文（希罗多德、柏拉图、西塞罗、李维、普鲁塔克、色诺芬，Biot）而未说明其来源。
在引言中，莫罗-克里斯托夫特意指出，otium不是懒惰、懒惰、惯性、懦弱甚至 “懒惰”的同义词，而只是意味着“放弃工作”，劳动。他并没有隐瞒奴隶的存在，是他们辛勤劳作，让这种他所谓的“公民休闲”得以实现。
保罗·拉法格并没有粗暴行事：“法国无产阶级的耻辱”，而是指责他们为工作的权利而战，而不是声称懒惰的权利！
事实上，正是1848年的革命者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巴黎的上午10点和外省的上午11点，并将公民转变为工人，也就是说转变为新时代的奴隶。可以做些什么来使他们摆脱必然的奴役劳动呢？让机器生产人们需要的东西。
拉法格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即自动化和技术部署将取代体力工作。这种信念在某些积极分子中仍然存在，他们相信为人类服务的机器人化火自动化将使他们摆脱工作的灾难。说实话，这是一个分担工作的问题，是实现一种少而精的生产的问题，是重新思考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的问题。
奇怪的是，保罗·拉法格并没有参考《乌托邦》，看看他们为工作和休闲保留了什么样的命运。在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中，每天的工作时间被设定为六个小时，比之前丰收的年份还要工作的更少。剩余的时间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安排。
根据托马索·坎帕内拉的说法，在《太阳城》中，人们每天工作4个小时，并且接受节俭的生活方式。埃蒂安·卡贝描述的伊卡利亚人在冬天每天工作四小时，在夏天每天工作七个小时。傅里叶对法兰斯特人时代的组织仍然相当不清楚。与他的弟子，实业家安德烈·戈丁不同，他力求让工作对每个家庭主义者都具有吸引力（Paquot，2007年）。
自15/16世纪以来，“工作/休闲”的组合就已铭刻在西方文化中。它早于工业化，工业化以某种方式将其工具化和规范化。因此，注意到工人的要求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历史学家称之为“劳工运动”的最初行动涉及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资本主义一直在寻找最先进的生产力，以便使其投资收益最大化，它追逐“死时间”，即为每个手势计时，将任务泰勒化，运动的加速，机器进料的自动化，工人的卓别林化，等等。另一方面，工会想要重新获得工作的资格，即声讨苦难、识别职业病、改善企业生活条件等。社会冲突的历史，以及集体协议和活动部门的规定，都以重要的日期（“斗争的收获”）为标志：1919年，每天工作8小时；1936年，每周工作40小时；1982年，每周工作39小时；2002年，每周工作35小时。
应该记住的是，与人民阵线相关的“带薪假期”属于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类似于让·吉奥诺的康塔杜尔会议或青年旅舍的会议的运动——就工会而言，他们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同样，每周工作35小时的提案出现在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1年总统大选中时为法国提出的110项提案中，这是 马丁·奥布里的父亲，法国总统雅克·德洛尔的交流与项目俱乐部的工作成果……
“重建时期”，即马歇尔计划和法国社会的美国化加强了“工作/休闲”的结合，这是社会伙伴之间达成的奇怪共识，每个人都从中受益。“积极的生活”叠加起来并调节“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即可被接受的异化。
这两个时间往往让所有人望而却步。“工作时间”受到法律和权利的规定；至于“休闲时间”，则越来越依赖于“专业人士”。事实上，休闲是休闲专家在休闲市场上提供的活动：我们加入陶艺俱乐部、舞蹈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我们是合唱团、童子军、音乐学院的成员，我们在为此设计的村庄度过假期，简而言之，我们消费休闲。
如果我对工作不感兴趣，我就会在休闲时间充实自己；相反，如果我在工作中茁壮成长，我就会减少休闲。我轻松地从一个转到另一个，并没有打破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节奏。“统计”“显示”生产力提高越多，工作时间越短：从1880年到1984年，工业和建筑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从3177个小时减少到1668个小时。罗歇·苏将清醒时间与一个“普通”人一生的工作时间联系起来，并观察到前者在1850年占70%，在1900年占43%，在1980年占18%，并且随着寿命的延长和训练的延长，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下降。
没有数字能真正说明个人在他的身体和头脑中的经历——尤其是考虑到他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工作和非工作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家庭工作主要由后者承担。工作时间可能会减少，但是，他的神经强度会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数字意味着什么？
同样，休闲时间是指休息、放松、反省还是受预定的休闲活动限制的时间？罗歇·苏列出了不同类型的休闲，“身体的”（如运动）、“实践的”（DIY和园艺）、“文化的”（电视、阅读、电影等）和“社会的”（咖啡、社团，等等）。
一些例子包含好几个定义：在共享花园或重新融合的背景下，园艺也是“身体的”或“社会的”。 电视——特别耗时——是“被动”休闲的完美例证，而社区参与则是“主动”的。
Yonnet问道，性欲应该放在哪里？下面的回答，不无幽默感：
“性关系”是时间使用调研提出的199项活动之一，它作为“私人活动”隶属于“其他的私人需要”的子标题下，该子标题列在其他子标题之后：“个人护理”和“医疗”。这些标题归类在“盥洗（法语的“toilette”指为新的一天做准备的仪式）”一章中，这是绝对无法描述的“生理时间”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而言，做爱意味着梳洗以及从其他的社交时间中恢复过来，同时满足私人的生理需求，例如刷牙、梳头或排便。（Yonnet，1999）。
把性关系放进哪个类别？放在“工作”的类别（妓女）？放在“受限制的时间”（夫妻义务）的类别？放在“休闲”（纯粹的乐趣……）的类别？但是，它是与合法的伙伴吗？适用于性的东西也适用于其他时间化的做法……
更不用说交织在一起的爱好了，我边听音乐边做爱，边做园艺边小睡：这算什么，要算在哪个标题下？这个分类问题与休闲功能的分类问题相交叉。杜马泽迪耶（1962）提出“……休闲的三大功能：放松、娱乐和发展的功能”。
他从书籍到文章，详细说明其轮廓，衡量其演变并分析其内容。他将始终坚持他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宣言（将销售超过一百万份！）的疑问标题中，迈向休闲文明？当它于1962年出版时，其前身是杜马泽迪耶为《精神》杂志的《休闲》专刊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即“休闲”（译者勘误：原标题为“休闲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共28页，1959年6月），这本专刊的其他文章是米歇尔·克罗泽的《巴黎雇员和小公务员》、雷内·凯斯的《休闲和社会阶层：劳动征服，19页》、乔治·乌尔丹的《家庭预算中的休闲和假期，6页》、亚历山德罗·皮佐诺的《积累、休闲和阶级关系，17页》以及让-玛丽·多梅纳赫、皮埃尔·富格罗拉斯和阿兰·杜兰等人的文章，随后是《为了休闲文明》（Calmann-Lévy，1961），再然后是《休闲革命》（Janus，n° 7，1965）和让·福拉斯蒂的《休闲何用？》（Casterman，1970）。
毫无疑问，杜马泽迪耶是关于一种新出现的文明的理论家，其中，有一个留给休闲的地方。杜马泽迪耶追随的是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970年译文法文）、昂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卷一）》（1947）、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热》（1951年译为法文）、乔治·弗里德曼的《碎片化工作》1956）以及皮埃尔·纳维尔的《从异化到享受》（1957）。
其中的主要缺席者是居伊·德波，在1953年春天，他在塞纳街的一面墙上用粉笔涂下以下文字：
永不工作（Ne travaillez jamais）
这是他会严格遵守的禁令。德波以罕见的优雅和坚定不移的态度思索休闲，这成为他永久的反思对象，首先是国际形符主义（在Potlatch和Les Lèvres nues中发表的几篇文章），然后是情境国际（同样有大量文本）。对资本主义以及更普遍的生产主义的激进批判与政治生态的结合，使居伊·德波让工作与休闲脱钩，不是反对它们，而是将它们分开，并赋予每个术语以其各自的含义。任何工作都可以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反之亦然，但条件是给予他们所需的自由，以便赋予每个人权力而不是使他们受制于人。
随着“流动的”资本主义的解域化（无论它在哪里生产，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联系）使得劳动力更不稳定（这不再像“固体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包括规范、培训以及为员工提供终身的岗位，相反，现在要发挥项目经理、个体经营者等的灵活性），工作和休闲隶属于消费，二者彼此独立。
应该指出的是，“消费社会”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967年（出现于美国杂志《Esprit》，出自Jean-Marie Domenach之手），在让·鲍德里亚于1970年的作品中将其理论化之后，它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让人们忘记了几个世纪以来工作和休闲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新情况是“文明”的特征吗？
工作变得稀少（人们不再设想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被认为是持久的），而且似乎失去了它的存在属性，现在，它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以便其他活动（休闲？）——自我认知、自我成长——能够实现。显然，有必要将这些陈述辩证化，从而建立具有不同时间性和不同甚至矛盾效果的过程，以便绘制存在的生态学。内疚折磨着不止一个求职者，社会计划的威胁给许多员工带来压力，连续性任务所带来的挑战动摇了设计办公室、建筑机构、艺术家团体等等。
在工作和休闲方面，没有人是一样的。
那些设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信念和节奏生活的人会从宁静中受益，而那些渴望面临着一千种障碍（家庭、职业、文化、医疗，等等）。是时候谴责生产主义的破坏，并尝试兼顾工作和休闲的替代方案，并促进欲望的横向性，以及它们的持续性。是时候谴责生产主义的破坏，并尝试兼顾工作和休闲的替代方案，从而促进欲望的横向性以及它们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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