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並不作為實存問題所引發之哲學需求的答案
我们将翻译：近五年内出版的哲学著作的前言、目录、核心章节；法语世界哲学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正在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以及章节安排；法语哲学论文；关于热点问题、跨学科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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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場演說名為「挪移的哲學」，並非意圖在這為哲學列傳的系列活動中，提出某種游牧式的哲學家肖像。
因為基於以下兩個理由:
一則就今晚主辦人對我的認識，他們不至於要我去牴觸古斯鐸夫·福樓拜與米榭·傅科的原則：即絕不談論自己，或是為藏匿容貌而書寫的原則^1。
二則基於我們看過太多的看門狗扮演著流浪狗，為的只是賦予這些像是不合時宜的遊民思想家的肖像一點用處。
肖像
可是，或許這些自滿的肖像就是根據某種預設，某種該系列活動主旨意圖邀請我們一起來面對的預設：意即哲學使命是一種生命抉擇，進入哲學就是一個斷然的姿態，一種對立於另個生命的生命賭注。
個體的肖像——如富裕的雅典青年或靈巧的藝匠——呼應著蘇格拉底式的遊民大師肖像，像是他們半路受到啟蒙，得知原本深信真實的生命只不過是真相的陰影。
無庸置疑，沒有任何一種哲學，不是出於某一時刻不同世界之間所發生的鬥爭。但還是要將哲學樣式跟體現精神的宗教樣式，以及它所執迷再造的超驗感悟區別開來，不然的話，有時便會落入到重獲古代智慧的幻象之中。
思維與現存（existant）的遭逢，就如同世界兩造的分享，在各種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被說出來。也就是在這個被延展的劇場裡，哲學敘述在思維的會面與不同生命間的對立上才能夠獲得意義。
对抗
但另一方面，哲學轉化的題旨所能提供的不是體制的榮譽，而恰恰相反地是那些現實而媚俗的哲學家的宣傳口號，對抗著教授的言之無物或是艱澀語彙。
該對立自身就是一種角色間的共謀分享，其中每一陣營都堅持著「正牌哲學」的一邊——一方面追求著體現其客觀距離的嚴肅性，另一方面體現其相近關係的豐富性——趁機使得宗廟的護衛者與幸福的販售商能夠合而為一。
這種立場的擺置，就跟統治者的一貫技倆是同質性的，讓自己被要求擺下身段，跟大眾親近，以使得我們每個人也相稱地被要求致力於他生命的成功。
為了擺脫這種已經設計好的社會遊戲，必須從質疑哲學需求這個過於簡化的影像開始，以求能夠在親密性與差距性、在生命與思維之間發現一種更為複雜的環節。
不可諱言的是我們同哲學的聯繫，無法迴避管理我們大半需求的共同命運，回應著先於需求而存在的供應。在成為某某需求之前，哲學是一種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供應，一種通過文本形式、體制化與專業而存在的世界。
承诺与失望
首先，我們視之為結業學科、考試項目與教職生涯。但，卻不可能在適得其所的偉大生命理想的崇高性與小體制機器的狹隘性之間的對立中獲得滿足。
跟揭露神秘真相的專業人士所相信的背道而馳，現實從未捨棄虛名。現實對它們進行佈局，並在它們之間散佈承諾。甚至連失望都是該佈局的一部分。塵埃經常承諾著些許閃光隱匿其下，或是決定存在使命，它們即將開啟窗扉，喚入清新氣息。
但我們會用另一種有點不拘小節的方式說：哲學並不作為實存問題所引發之哲學需求的答案。
假如它只是對這樣一種需求的回應，那我們哲學家所做的，就跟那些充斥居家生活雜誌關於衛生、營養或性趣的秘訣沒什麼兩樣。
哲學僅能幫助那些開始自力救濟的人活下去。它首先就做為一種奢侈品而出現並令人欲求，就像是尾隨某個閃亮名字的奢侈承諾一般。
因此，比較不是職業上的瑣事跟使命的偉大說法之間的對立，而是在確實通過某種差距加以描繪的畛域上，對哲學使命的想法進行挪移：這差距就發生在名字的無上光芒、論述形式的分歧與傳輸光芒的不同裝置之間。
哲学剧场
這個差距，就像一個五零年代末的高中生所經歷的﹔一方面是沙特劇作與卡謬文集中那些向我們訴說實存、其意義或其荒謬性的妙語如珠，甚至還談到自由與行動參與，和另一方面，卻是課程與教科書的黯淡無光，整理著關於注意力、感知或是感應力的理論﹔或說，一方面那些經由哲學傳統經典文本中的異說，開啟了一個由令人神往、不合時代的問題所構成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有一個索邦大學教授，戎·瓦爾（Jean Wahl），在一堂由廣播電台轉播的公開講課中，所評論的詩意話語中的神秘。
除了作為一種理念的激盪交會外，當時的哲學更是一種奇特的劇場，卡謬所評論的大法官傳奇，遭逢了希波（Théodule Ribot）關於注意力的理論、形式區分與真實區分之差異的笛卡爾式神秘，或是李爾克式「敞開」的神秘，同時，等待著另一些人將綜合醫院中的病患帶入劇場，像南比夸拉族人（Nambikwara）、小漢斯的馬或是愛麗絲的貓。
於是進入哲學意味著兩件事：一為進入體制課程，另一則為進入由真實差距與可能挪移所構成的系統。
因此，一方面，我會說之所以入哲學之門並非出自存在的選擇，只是單純地因為我所歸屬的體制，教我最後必須選定一項教學資格考，而且僅能一項。
一如往常，我任憑外在環境替我做出決定。但另一方面，我會說我之所以選擇哲學，因為它是一門享有美名，但其畛域卻從未被明確限定的學科，也就成為迎接新事物的特有畛域，在各學科的夾縫中生成，並庇護了普遍知識與生命新聯繫的承諾。
生命
對於「生命」，確實來說，我並不把它視為某某個體的生命，亦非一體的本體論力量﹔我將這常是思維最後所訴求的理念點視為：感性與可思的原則性接合，這接合向來既表現為生命的對象，也是支持它的能量，同時也是生命必須在與另一生命同一化時，自我超越與消殞的界限。
屆時，這「生命」也可以是青年馬克思的精采文章中所論及的，實現為無產階級與革命的哲學生命﹔一種具體生命、現實世界，或是現象學思維呈現為對唯心論傳統進行超越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與國家式流變進行修正的物之肉身﹔也是羅蘭·巴特《神話論》時期的日常生命，被開發為一種完全可讀性的符徵畛域﹔甚或是《瘋狂史》（傅科）向我們訴說的被壓抑的野蠻生命——此即適才投射其悲劇性身影在辯證式合理性中的生命，但同時也允諾我們，一整個無意義的日常畛域，就像造反的失常畛域，都將屬於可思領域。
就像戎－克勞德．米內（Jean-Claude Milner）說的，洞穴自此之後成為理念所在[^ 2]。
比较
因此，就哲學使命來說，比較不是思考在某某實存中的哲學影射，而是去思考某時刻下經由承載哲學之名的差距系統，或通過「生命」（意即可思感性的各種一體化，也就是哲學之名便朝向這些一體化而敞開）的錯綜複雜所定義的吸引力。
於是乎，談論我的哲學使命，就等於是談論哲學之名，與該名所迎接的所有可能性之連繫的某個獨特時刻﹔在各種生命之間建立起緊張連繫的獨特時刻，而這些生命同時定義了思維所面對的挑戰、針對思維所做出的承諾以及加諸於該思維之上的威脅。
三个论述场景
關於這項「生命」間的鬥爭，我想要以三個論述場景之間的差距來加以描繪，它們是三個思維與生命之間的連繫場景，也是它們之間或近或遠的三種場面調度：
第一個場景，也是我被貼上哲學生徒標籤的處女秀，是1961年在路易·阿圖塞課上的課堂報告，報告內容是青年馬克思評論普魯士關於盜採枯木的法律一文﹔
第二個場景則是1968年春天一間遭佔領的工廠裡的一個非正式集會，會中一個年輕的罷工者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是否還能夠進行無理造反？
第三個場景，則是我在十二年後進行答辯的博士論文中的第一句話，這句放在括弧中的話，正好可以用來當作我今晚所面對的提問的一個嘲諷性回應：「你問我現在的生活如何？還是一樣：我覺得我的使命應該不是在這裡打鐵。」，明顯地，這並非出自我自身的話，而是出自某個工人作家於1840年創作的虛構敘述裡的一位鎖匠口中[^ 3]。
這些「傳記性」場景，並非存在的啟蒙時刻，而只是許多段落中的幾段，在今晚被我選來當作思維與生命的重要會面。
盜採枯木的法律
讓我們從第一個場景談起：〈盜採枯木的法律〉，這篇由一位年輕人於1842年寫成的文章，對一個1961年的年輕人來說，不只是一篇需要加以說明的文章，而是一個必要學習不要落入的陷阱，一個專為年輕人所設的陷阱，至少人們料想著這些年輕人會落入這樣的陷阱：即「句終必有其真實」這樣的思維陷阱﹔一種被注入在字裡行間的思維，這些文字秘密地向關於森林漫步的親密情感，與兒童讀物的回憶等種種概念性論據呼救﹔一種朝向動作世界伸張的思維，企圖達成文字自身便已模仿著另一端的通道。
這種暗語的角色、由生命一端的句子所模仿的通道，正是我不斷通過各種呈現所企圖分析的。在青年馬克思以及他的導師，費爾巴哈，的文章裡，我先是將它分析為某些關鍵辭——如人、物件、生產——的模擬兩可。爾後，我又再次在皮耶·布爾迪厄這位社會學家的文章裡看到同樣的東西，當他跟我們提及：「那種自然油生且大量出現的無產階級繁殖力[^ 4]」，這句子將布爾喬亞家庭與工人家庭之間僅半個新生兒的統計量差，自行轉化為由一到多的差距。
同樣的例句也可以在陸希昂·費柏維荷（Lucien Febvre）這位歷史學家的文章裡看到，他經由相互混淆的名詞子句所構成的句法技巧，建造出一個由鐘聲、恩寵與列隊儀式譜成的十六世紀時代，使得人們根本沒時間成為一個無信仰者[^ 5]。
這種大學史學家的操作，也可以在詩人布雷斯·珊卓拉斯（Blaise Cendrars）的作品中看到極為相似的做法，將句子化約為字詞，將文本轉化為字詞相互碰撞所產生的衝擊，以求將詩的力量同一化為新生命的強度、化為電光機器心醉神迷的時代﹔屆時，字詞與筆觸應該同霓虹燈招牌、電車的閃光、飛機汽車引擎的轟轟作響以及衝鋒槍的擊發聲相互震盪[^ 6]。
諷刺的是，我也在哲學家路易．阿圖塞的文章裡看到文字對於生命的某種可疑熱情，而他卻教導我要提防文字的想像肉身，但他自己卻在他的書寫中佈滿縮寫、引號或斜體字，而使得文字蠻橫地傾撞其意義[^ 7]。
生命与暗语
這就是由第一個論述場景所定義的使命：一種相對於某種明顯的生命事實與誘惑力的迴避、謹慎對待那些賦予生命所期待者的暗語。
意即必須與企圖性強的閱讀方式唱反調，因為這種閱讀法直接地將森林小徑領向某種延展為世界的哲學皇家大道。
在當時，這也就意味著相對地採取某種朝向「生命」的運動，意即沙特與梅洛－龐提的現象學所允諾的運動，也是所有這些企圖將革命教條引領到生活經驗獨特性與時代創新的人們，用以支持外在政治渴望的運動。
這個反－運動後來因為結構與人的對立而任人嘲諷，或說在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對立中變得可笑。
但在這些鉛製戰馬之間的鬥爭背後，必須體認到同一股能量的轉折﹔這會是另一種連結思維承諾與生命承諾的方式：一種不再是受先決的生命所左右，而是由背後的生命來引導，我們這裡說的就是李維－史陀的人類學、拉康的精神分析或傅科的知識考古學。就是這種既不思考，亦無法自省的背後生命，作為某種思維與其實效性的新理念畛域。
结构主义
我們稱之為「結構主義」者，並不只是一種通用的分析方法，而首先作為這種被延展的思維劇場的理念。因此，它所傳喚的是一種脫離思維實效性（它將生命倉卒地投射到自身之前的神話般逼真體現）的運動，而不是一種對結構的僵化沉思。
總括而言，「生活經驗」背負著思維實效性與其轉化力量的惡名，它將思維帶會到它自身的祈求上。而當時產生轉折的，也就是以一種年輕化與人性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單純希望，來取代一種尚未存在的馬克思哲學的希望﹔必須創造，進行將所有被發現事物加以系統化的創造，就像是蠻荒、無意義或荒謬的合理性。
航空南廠的年輕罷工者
相對於此，又如何設置這第二種論述場景？也就是航空南廠的年輕罷工者所提出的質詢，向紀德與卡謬提出關於無理行動以及生命意義的問題。
我們可以將這個場景看作是受鄙視的「生活經驗」所採取的報復，像是一種存在主義哲學的反撲，它反向地吸收了新哲學的積極學徒們，更嚴重的是，它使得這些學徒為他們自己所倡言的集體力量所操控。這也是我現在對該場景的感受。
但我們也可以想說其中還有一些別的東西。這種在特定地點與特定時機（工廠與抗爭），以活動的無理由為理由的思維所挑起的奢華示威，在傳統想法中被當作是對奢華的積極抗拒者，已經越出這反撲的教鞭效應。
它在揭露新合理性的追尋裡與創造馬克思哲學計畫中的操作時，也同時進行挪移：即從造反者那裡釋放出思維行動的運動，以及為了將該運動投射在那無所不在無人不曉的思維場景裡的傳統腳本。
例如，就好像在知識考古學的工作中，那某某艾彼思澱（épistémè）所容許或禁止去思考的刻板概念化，著眼於他賦予可思之問題的延展，而比較不是畛域的擴張（昨日的先驗哲學家在這畛域上追問著我們所能思者為何）。
**就好像這延展最終指向新的問題，對於先驗基進性不再具有意義的基進問題：不再只是簡單的：我們可以思考什麼？或是我們何以能夠思考？而是：誰可以思考？
但「何謂思考？」這個問題的延展，同時預設著對於那種提供新合理性理由的哲學理念的迴避，對於一種若指標般的哲學（決定何者科學或不科學，決定何者算是思維的具體性，而何者又屬於生活經驗的幻象）的迴避。
生命与平等
這項對於「生命」的質詢，將謠傳已久等待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向永恆的飄邈之際。但同時，它也可能釋放出當時支持它胎死腹中的計畫的運動，即朝向場域多樣化、思維方式多樣化的哲學開敞，一種通過先行生命的承諾與背後生命的理由之間鬥爭而生的開敞。
它確立了思維投注首先就發生在未受期待之處、不被當作哲學之處的事實，哲學因而不再自限於被認定為哲學問題的索引裡。它指出哲學可以發生在他處，也可以由不屬於它自身的物材加以構成（譬如歷史學家的檔案）。
它暗示著哲學可以具有一些比去省思社會科學方法更為有趣的東西，意即竊取它們的物材，以求讓它們跟即將被任何人思考者處於一種平等關係﹔其工作不再是建立關於政治的事務，或釋放出社會科學的合理性。
它在這些社會科學間建立的連繫，不再是一種建基或反思的連繫，而比較是論述戰爭中這些相峙科學間的平等連繫。
生命间的战争
我們也可以將這種論述戰爭描述為「生命」間的戰爭。就是因為該雙重戰爭浮上檯面而決定了我的哲學使命，換言之，就是我以哲學之名，得遊走於開放性的差距與可能的畛域上的特殊方式。
我總是經由這樣的戰爭，通過異質性畛域與目標致力於思考圖像的問題。假如，人們是追隨著經由特殊客體領域定義某學科的公認意見，他們可以說我不斷地像個玩家遊走於各種異質性學科：歷史、社會學、教育學、文學、美學、政治學。
然而，不論依附在這玩家權利（可思考任何事的存在）、無視於畛域屬性所換來的評價為何，這要求並非我的追求。這反而是我希望在這挪移中加以釐清的唯一也是同一個問題。我為了說明各種不同學科首先就作為思考與實踐的不同方式這件事，所分析過的各式戰爭，其實都是同一種戰爭。
於是，一門學科在成為特定客體所組成介面的思維之前，就是一種定義某種可思理念、建構某種思維與生命連繫的方式。一種反對著他種方式的方式：一種在感性與可思的環節上，對抗由另種方式建造出的生命的方式﹔但同時也是一種內部和解的事業，一種化約某某生命思維連繫之鬆散表現的方式。
例如，假使說我因為批判皮耶·布爾狄厄的分析，而從事了社會學研究，那是因為「社會」在成為一個思維客體之前，是一種連繫生命與思維的理念。
這也就是皮耶·布爾狄厄批判支持著就學機會均等課題的生命選擇自由權的柏拉圖神話時所說明的。
因此而顯得精采的是，他並非以排他的客觀機制，而是以另一個關於思維實效性的理念來對立該平等神話：正是平等神話促使弱勢階級的孩童，自認為自己必須擔負起自己失敗的所有責任，因而遠離他人﹔總而言之，就是平等的哲學理念造成了不平等。
當布爾狄厄建立起句子與攝影的配置時，正是同一種可思的場面調度在產生作用，它指出特殊階級與平民階級接受相應於他們位置的品味（不管康德對此說了什麼）。
然而，這個可思的場面調度仍以它自己的方式，以社會學為名，繼續著一種雙重的百年戰爭：反哲學的理論性戰爭，那種相對於維持社會體質健全的均衡，被涂爾幹批為過於積極的生命哲學﹔反對由平民身體組成的合成意見（接受並非屬於他們的思維與品味）的政治戰爭。
如果我冒險進了史學家的畛域，那是因為，就像馬可·布洛克（Marc Bloch）所稱，「研究人在時間中的科學」首先就是一種時間的思維，時間促使歷史扮演決定思維與生命間連繫的原則性角色。
我剛剛稍微帶過陸希昂·費柏維荷的句法練習，通過它證明了拉布雷不可能是無信仰者。可是該練習自身就已經是某種時間概念的作品，它判定一個平凡個體能或不能在該時代中思考。
而這項可思與不可思的思維本身，就是某種戰爭的清算：清算這些無信仰或異教的表現，通過該清算，不可思將不斷發生﹔所謂不可思，就是說文字的力量來自他處——不論是自由或拯救，騎士或無產階級——該力量將任何所有存在與其宿命分離。
通過這些文字，思維為能製造某種生命間的鬥爭，對於捕捉任一身體、任一地點、任何時間都表現得非常敏銳。
如果因為約瑟夫·賈寇托特（Joseph Jacotot），我觸及教育學，這並非為了提出另一種安排教學的方法，這已經有夠多人在做了。
而是因為教育學是另一門關注時間的重要學科，它使得時間成為感性與思維相符應的原則，成為兒童發展、兒童族群的發展以及他們接收思維與知識的能耐之間的符應原則。
因為這時間與可思的調配也是各種智識產生分離的某種示範，即某種不平等的哲學示範與政治性示範：在知曉如何能夠改革教學之前，必須先考究內在動機。
同樣，回到政治哲學的源頭，在集體契約這無情的敘述背後，就是將建立該哲學的原始敘述重新進行分化。這原始敘述，意即這古代的敘述因而正視了由擁有語言的人類所組成的人性社群，即共通的政治能力。
但這是為了隨即在兩個生命之間分裂出這預設的人性，一個僅能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生命，與一個可以去思考共享，並經由行動建造這共享的生命。
最後，我們開始追問文學的誕生，它重新將生命與時間性的鬥爭搬上舞台，在以哲學滋養社會學戰爭、歷史學戰爭或政治學戰爭之前，這鬥爭便已在詩與文學間發酵。
事情就肇始於降臨在重要人物身上的行為因果合理性，與生生長流單純的生命連續之間。它因為對於主體間平等的文學式宣稱與用於任一主體的任何風格的適用性之間的階層關係，進行平等性的顛覆而獲得重生。
它以著每個平等生命都作為或表述為生命間戰爭的多元方法，不斷進行著分化與複雜化：通過文字的唐吉珂德式海市蜃樓所捕捉的小說式生命﹔將書寫意義銘刻在身體上的小說式生命﹔將其荒謬獨白對立於表演與對白間的古老合理性，也對立於故事與辯證法之間的新合理性的苦悶生命[^ 8]。
將「生命」搬上舞台，或是對生命間戰爭進行場面調度，總地來說，就是一次次對於感性與可思之連繫的統一形塑。而這可思的統一形塑，每一次都是對於誰思考或誰可以思考的決定。
鎖匠
而第三種論述場景就位在這場戰爭的中心，也就是鎖匠不堅守其使命的佚文趣事，因為這故事，使我有天產生了一個可以開創哲學課題的獨特想法，但這想法的發展，就像它難產的開端一樣並不順遂，因為它除了這些「小故事」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普遍性規則的說法。
因此，這個「生活點滴」的場景，對於哲學用法以及對生命現身說法的要求來說，再現了一個最大的差距。將哲學引領到生活點滴可以自然地在一個狀況下進行：當哲學家述說他的生命時，當他使得自己的生命經驗變成劇場，使得哲學性的需求與力量都能伸展其上。
況且，構成問題的也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某人對虛構的生命進行場面調度。在這虛構生命中，哲學不再是職業，用柏拉圖的說法來說，思維也就不是生意。
可是，這操作的旨趣對我來說並不是在廟堂裡引入一個異體，就像梯形講聽中的滋事者，叫囂著要去看工廠裡發生了什麼事，或像是普普藝術家將湯罐以及清潔刷的系列影像帶入藝術的廟堂裡。而是相反地去揭露這「哲學」的絕對「域外」跟它最為私密的核心是同樣一件事。
工人生活點滴的哲學旨趣，相對於哲學自身的敘述來說，異國情調是絕對不存在的。這也就是它們逃離學科的方式，儘管它們得以自然而然地呈現這些學科，並穿越這些學科所完成的感性與可思的分享，以求重現哲學轉換的場景，直接地進入與基本敘述（即哲學藉以思考它在生命間的分離，在可思和感性的接合裡的特有位置的敘述）之間的對話。
但同樣存在的旨趣，則在於這樣的對質自身便具有某種差距形式：即兩種將工人生活連繫到哲學思維的方式。
當自比為「裝潢工人」的高尼（Gauny）跟一位通信者解釋道：「如果我在路上遇到蘇格拉底，當下我會放下我的工具和工作，跟他討論真正的實存價值。」，他還是將他對自身思維平等權利的宣稱，指向街頭哲學家的傳統形象。
可是當他用工作時間（即在思維消遣被禁止的生命製造裡）的呈現，來編造一天工作的敘述時，他切斷了跟蘇格拉底的葫蘆藥罐之間過於簡單的認同。
他不再跟作為一個角色的蘇格拉底對話，而是跟劇場導演柏拉圖對話。
他回應了柏拉圖式共和國的立國姿態（柏拉圖在《共和國》第二書裡，便將「工匠使命」等同為一種時間的純粹缺席）。
同樣，當他以閱讀母親買扁豆的包裝袋，進入書寫世界，著手一個過於典型的敘述時，提出了一種靈魂歸屬的神話。而這神話正回應了區別開所有不同歸屬的柏拉圖神話，也對柏拉圖對於這種闇啞書寫的拒絕作出回應。
這闇啞書寫前來向某人傾訴，並因而召喚著酣醉於論述消遣的享樂者——哲學家，與在午睡時刻昏睡的勞動蟻眾之間的某種分享。
回應哲學神話，並非意味著以活生生的現實之名蔑視這些神話。相反地，它藉由神話間的對立所要道出的不是別的，無非就是獻給思維的生命與託依苟活的生命之間的任意性分享。
所以，歷史學家指出思維如何表達生命，而社會學家堅持以該生命所負荷的壓制現實對立於自由選擇的哲學幻象，而這些工人生活的敘述則相反地證實了，將致力於生產的生命與致力於思維的生命切離開的謊言本身的哲學真相。
就像柏拉圖所宣告的，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它騙我們說上帝只將黃金放在某些人的靈魂裡，而將破銅爛鐵放在另一些靈魂裡。
可是，這善意的謊言卻正好是絕大多數生命的現實。
將最任意的虛構等價為最具體「存在」的現實，並非出自後現代時代裡某些狡猾的反哲學天才。而首先就是哲學，表述了這樣的等價，並在它向我們訴說朝向真正生命的騷動時，宣稱了這個等價。
這便是第三種論述場景所教導我們的。可思的確定往往就是生命間分享的確定。
但這生命間的分享從來就不單純，並且總是雙重的。正面生命與反面生命的分享常常接合到另一種分享，即思考命運的生命與沒有思考命運的生命之間的分享、超越的生命與重複生產的生命之間的分享。
生命間這兩種分享方式的接合，就是我一開始所講到的被延展的劇場。
也就是那些簡單地將生命的具體跟學科的黯淡相對立的論述所欠缺的。但這同時也是各學科，不論哲學或其他學科，所欠缺的，尤其當這些學科將這劇場導向一種簡單的分享時：真實與幻象、普遍與特殊、科學與意識形態、客觀條件與心智再現等等的分享。在現實與幻象的對立背後，存在一個現實與謊言的深刻環節，生活所需與其基進偶發性的深刻環節。
就在每個學科自稱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時（意即將兩種分享的環節簡化到單一對立之方法的特殊性）喪失掉了這個環節。哲學在這方面並不享有特權，總之，沒有作為說明其他學科真相的後設論述特權。當然，它有可能跳脫出來，毫無掩護地談論其他學科，在其敘述或其理性中用其各自的語言加以轉譯的內容：即談論存在者思揣的單一方式或各種歧異方式﹔或是非存在者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抑或同者與他者的連繫。但這種獨特化並非一種其他論述（它們以適合各自的語言談論思維與存在的首要環節）的建基或反思。
哲學特有場域的建構總是一種可思的獨特場面調度，而這場面調度的實現則是通過對其他論述形式的模仿：抒情詩、數學規則、智慧之書、劇場對白或答辯間的論理。哲學用跟其他「學科」論說時的同樣字眼與相同的句子進行論說，即我們不斷地說、不斷經歷的文字與詞句：也就是論述與生命之間的戰爭。其中特出之處，或許就在於它把合理化某某生活形式的理性，引領到將生命間分享制定為雙重分享的敘述上時，所憑藉的基進性。
必要性與偶發性的認同、現實與謊言的認同，都不能在切分真相與幻象的論述形式下成立。它僅能被述說，換言之，在懸置論述間的區分與其階層關係的論述形式中被表達。哲學的特權，也就是我所試驗過的，不同於一般我們對它抽象化的褒貶，而是確實地跨越自身的論述：通過這跨越，哲學才知道如何表達出理性與敘述之根本認同的條件，唯有在這條件下，才得以述說生命間的分享。
也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下，柏拉圖說，必須說真話，即談論真相。也因此，它求助於最為基進的故事：真相平原的故事，神軛的故事，以及將某些人變成富貴之人、有些成為體操人、藝匠或詩人的原罪故事。
換言之，在說出最無法接受的條件分享時，以採取反面事物，致力於以最基進的方式否定該分享者，即破壞論述階層制與該階層制所支持的所有階層制的原罪權力與共通言語權力。
最內層與最外部的連繫，哲學虛構與工人虛構的會面，因此也就是共享理由與分離理由之間、偶發理由與必要理由之間、平等理由與不平等理由之間平等時刻的場面調度。
這就是我通過生命與思維間連繫之反敘述的發明，以及重新考量命定思考共享事物的高貴生命跟單指向用以思考財富生產以及人口再生產的常人生命之間的連繫，因而一方面從那些真實生命的衛道哲學家所呈現最為「卓越」、最為「貴族」者，另一方面從那些被運用來切斷命運間分享的工人實踐中所學習到的共通課程。
我所追隨的就是這雙重課程，總是拒絕尊重那順從每項學科的畛域分配，以及將敘述交給詩人而理性交給哲學家的角色調配。以挪移的方式談論哲學，就意味著哲學並非一種擁有明確對象的畛域，及其對等的方法與特殊語言形式，也不是一種生存藝術。
哲學是一種生命場面調度的實踐，在此，我將它理解為感性與思維間環節的場面調度。
有上千種發明這種環節，並對其進行場面調度的方法。而我所遂行——也就是現在回過頭來定義我的使命的——並非以游牧主義那種無法克制的使命為名，而是一種對於邊境現象的特殊關注：一門學科如何在循索其自身邊境的同時，也循索著分離其論述與思維的邊境﹔思維就是那些構成其特有試驗者的首要物材﹔而這邊境的循索又如何同時作為跨越另一邊境的特殊方式，意即切離文字以及由文字搬上場景的生命的邊境。
當然這已預設著，為了在這些不同的邊境處理方法中創生出共享空間，而自行穿越不同學科、不同論述類別或層次的邊境。
關於共享空間，我並不將其視為某種得以述說論述戰爭一般性之論述的特有空間，而是，為了重新配置某某對話者、賭注、裝置或策略，所從事的操作畛域構成。在論述間的戰爭與生命間的戰爭裡，向來僅存在通過某某裝置的獨特性操作或特殊路線：意即通過哲學的神話或論理、社會學的問卷、教育學的時間表、史學家行文間的時間連繫、小說家操弄之生命的意義制域之轉化，與畫家將文字貼上畫布的手法，或是詩人為自身所需而發明的印刷圖像等等。
米榭·傅科有天談到一種有點像是打游擊的哲學，其中哲學家從未在人們所期待的地方出現。其中的旨趣，當然不是為了不被偵測到而移動。不談論自己，即述說著瘋人史或工人史，而不對存在與一體等課題發言。這當然不是一種聰明人用來逃避認同性的公開操控、保障自身認同的方法。這是對於該質變的另一種形式的贊同，贊成流變－他者（它不止影響了談論它的人，同樣也影響到不談論它的人）的另一種形式。
不論因為思考而選上什麼樣的路，都無法逃脫那以彼此極為不同的語言——像小說家福樓拜或普魯斯特，或像哲學家德勒茲——所表述出來的必要性，即同時變為某種不思考者的必要性。
挪移的旨趣也不在於只是將所有的東西連到任一樣東西上去的蒙太奇快感。畢竟學科的界分作為對立面來說，已經擁有了新聞式走馬看花與廣告式胡扯淡的普世性。而介於共有與界分的角色調配，就是共識制域的例行公事。
為了打破這種分配，往往會涉及到運作一些有限的挪移。
而操作的旨趣，也就停留在這些有限挪移與特殊場景建構所允許的操作範圍內：重新考量這些確保著現存權力分配的論述分配﹔將合理化的必要性溯回偶發性空間。
這再創論述分配場景的詩學工作，回應了某些政治理念，其中該政治理念自身往往就是某種詩學的應用：如重新進行畛域的統一形塑、對於原屬必要的資料進行重新考量﹔它同時也是一種由這些資料的統一形塑所預設之能力分配（意即生命與思維的分享）的重新洗牌。
我對於哲學與生命間連繫的旨趣之得以持續，就是因為哲學挪移遭遇到生命分化的各種形式，遭遇到生命與思維間連繫的場景再造（即思考權的再分配），以及遭遇到宣告該平等權力的鬆散場景。而引發我興致的，也是為何促使我努力發明各種編劇形式的，就是這種平等性的力量，這種因為創生不同世界間的鬥爭而得以展現任何人能耐的獨特化。
某些人在面對這樣的詩學時，會懷疑這是否就是面對哲學的特有要求（即宣稱思維與存在的原則性連繫）時的某種放棄。
譬如，這讓我想到巴迪悟（Alain Badiou）以柏拉圖為名，在一種擲出思維骰子決定無法決定之事的公理式哲學，與一種滿足於描述可能性的哲學之間，建立起斷然的對立[^ 9]。
在我這邊，則故意引進另一個柏拉圖，以使得這場景變得更為複雜。這一個柏拉圖，他稱呼公理為敘述甚至謊言，而且他將擲骰子一分為二，一邊是藝匠無法勝任的西洋棋，另一邊則是會使他在政見上成為一國之君的樂透。
與此同時，公理向來都作為一種對於所屬情境者的描繪，而思維的決定往往是一種生命間的分享。相對地，描述可能性也常常是一種關於何謂可能性、關於是否接受在可能性的畛域中存在不可能性的思維決定。
沒有任何思維的純粹性可以無關乎某某生命的描述。若不是組織著思維與生命間的某某環節，或詮釋著論述與生命間的戰爭模態，思維也就無從宣告其解放的力量。所以，我會說兩種哲學，或哲學與非哲學之間的某種對立的構成，定義了這戰爭中的某種操作，其中所有其他形態的操作都是可能而且被期待的，以求將原本被這些對決式對立所壓縮的分享重新開展，以求逃離巴梅尼德式姿態（他說存在與思維的認同必須根據某最高分配原則，將某些擺到左邊，而另一些在右邊，一邊是事實，一邊是表象），最後，為了避免思維可能性的開展被懸置在思維企圖預先加入最終判定的霸主姿態上。
人們總是可以宣稱這項表述是哲學的，而另一項不是。可是，之所以能夠如此，也是基於哲學既屬於所有人也不屬於任何人的考量。
無論如何，在所有這些表述中，從未涉及到述說它的生命，而是像——讓我們再看到約瑟夫．賈寇托特無可比擬的表現——在他的知識份子歷險，為了在分散點之間循索一條路徑時，或在相近點之間掘開一個差距時，他操作共通語言與思維平等力量的獨特方式。假如存在著一種哲學的平等性使命，絕非是聯絡某生命藝術的最大多數通式﹔而是重新對可思的畛域進行統一形塑，以求將思維力量表現為所有人的力量。
[^2]: 戎－克勞德·米內，《結構性航海記》（Le périple structural），Le seuil 出版, 2002年。
[^3]: 賈克·洪席耶，《無產階級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Hachette/Pluriel出版，1997年，15頁。
[^4]: 皮耶·布爾狄厄，《區隔》（La distinction），Minuit出版，390頁，及見洪席耶，《哲學家及其貧乏》（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Fayard出版，1983，281頁。
[^5]: 陸希昂·費柏維荷，《十六世紀的無信仰者問題》（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Albin Michel出版，1942。或見洪席耶，〈過時的概念與史學家的真相〉（Le concept d’anachronisme et la vérité de l’historien），期刊《L’inactuel》第6期，1996年秋季號。
[^6]: 布雷斯·珊卓拉斯，〈今日深深〉（Profond aujourd’hui），見《全集》，Danoël出版，第四冊，142-145頁。
[^7]: 洪席耶，〈阿圖塞與文本的場景〉（Althusser et la scène du texte），見《文字的肉身》（La chair des mots），Galilé出版， 1998。
[^8]: 為了不繁生跟上述這些段落有關的註解與參考資料，我在此整理一下：關於社會學的部分，參閱《哲學及其貧乏》，Fayard出版， 1983﹔關於歷史學，見《歷史之名》（Les noms de l’histoire），Le Seuil出版，1992﹔關於教育學，見《無知的大師》（Le maître ignorant），Fayard出版，1987 ﹔關於政治哲學，見《歧立》（La mésentente），Galilé出版，1995 與《政勢邊境》（Aux bords du politique），La fabrique出版，1998﹔關於文學，《闇啞話語》（La parole muette），Hachette/Littérature出版，1998與《文字的肉身》，Galilé出版，1998。
[^9]:阿藍．巴迪悟，《過渡型本體論小論》（Court traité d’ontologie transitoire），Le seuil出版，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