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ôra将创造或给出地方（place）；它将产生事件（event）的来临。
《生产》系列精读
每周日晚20:30-22：00，我们会逐句阅读汪民安老师主编的《生产》系列，共分为十三辑，主题分别是战争、友谊、动物、新尼采主义、德勒兹、五月风暴、生命政治、忧郁与哀悼、意大利差异、思辨实在论、德勒兹与情动、事件哲学、建筑、空间与哲学；讨论德勒兹、德里达、齐泽克、阿甘本、梅亚苏、奈格里、拉图尔、南希、马里翁等当代哲学家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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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ôra将创造或给出地方（place）；它将产生——尽管从未给出任何东西——所谓的事件（event）的来临。Khôra接受而不是给出。事实上，柏拉图把它作为一个“容器”（receptacle）来介绍。尽管它“在一切之前”到来，他也并不为自己而存在（exist）。它不属于它为之让路的东西或为之制造地方（fait place）的东西，既不是它的一个部分（faire partie）的存在，也不是它的存在（being of it），并且既不是成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也不给出任何事物，它只是激发（allow to take place）或允许发生（allow to take place）。
——Derrida,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xiv.
在《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的第六章，德里达将柏拉图主义描述为本土（被称作雅典）的/内生的（autochthony）哲学体系，其中，logos-zoon以及与其父亲的本源的和非隐喻的关系构成了从动物学（zoology）到政治学（politics）的所有话语的要素。
然而，德里达指出，在柏拉图的文本中，有一个瞬间，在《蒂迈欧》（Timaeus）中，一个超越柏拉图主义的东西被召唤了（conjured up）出来，出于一种有待解释的必然性。在这一时刻，蒂迈欧承认他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开始他关于宇宙起源的论述，这一次，在可理解的形式（intelligible paradigm）和后来的可感知的模仿（sensible imitation）之外，还考虑了第三个要素，被称作Khôra。（Timaeus，48a–52d）。
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的第九章中提出了在蒂迈欧中求助于Khôra的初步解读。正如我们所知的，他将这种求助的必要性总结如下：
所有这些事情（蒂迈欧在他的宇宙论的话语中所揭露的[exposed]）， 要求（Timaeus，49a）我们将世界的起源定义为一种痕迹（trace），也就是说，形式（forms）和图式（schemes）的印记（inscription）在矩阵（matrix）中，在容器中（这一段在英文译本中缺失了一部分）。（1981，159–60）。
在发展这一必要性时，德里达继续说：
它是一个矩阵、子宫或容器，从来没有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在在场的形式或形式的在场中被提供（offered up），因为这二者都已经预设了一个在母体（mother）之内的印记（1981，160）。
一段来自柏拉图文本的法语译者——里沃（Rivaud）——的引文如下：
它强调了在不借助于进一步的隐喻（metaphors）的情况下，解释柏拉图所指定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个指定（designation）在现代读者中引起了混乱。
最后，德里达对《蒂迈欧》（48e–51b）提出了一个假说，它将彻底地标明（mark）他的工作：
这是超越所有“柏拉图式的（Platonic）”对立的段落，通向原初的印记的难点（aporia）（1981，160）。
从《柏拉图的药》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被提起的这段话指的是柏拉图的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指的是后者的字谜的（anagrammatic）结构以及作为话语（discourse）和生活（discourse）的元素的痕迹-种子（trace-seed）的播撒（dissemination）。
在这一章中，我考察了德里达如何在后来的文本中发展他的假说，它们明确地致力于解释上述《蒂迈欧》中的段落。我指的是尚未刊行的1970-1971年课程讲座的《哲学话语理论：政治哲学文本的印记的条件——以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为例》 ；尚未刊行的1985-1986年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民族性和哲学的民族性——神话（Mythos）、逻格斯（logos）和地方（topos）》研讨班 ；以及题为《Khôra》的文集（初版于1987年，收录在向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致敬的文集中，然后在1993年修订并独立出版）。
最后，我证明，贯穿这些文本的对Khôra的审问，使德里达能够思考世代（generation）和历史的一般条件，从而思考历史的概念本身。
这种对Khôra的跨时间的分析包含了一个异质的（heterogeneous）分层过程，其中，不同的文本相互呼应，互相穿插。1985-1986年讨论Khôra的文本代表了这里所做的分析的最有问题的来源，因为它们是德里达讲授的一系列零散讲座的转录本。
从这些文本中，我将重点放在那些在早期的评论中被预料到的和/或在后期返回的段落上，Khôra。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德里达对Khôra的递归方法是由《蒂迈欧》关于Khôra的话语（更确切地说，是由Khôra本身，这个话语也被反映在其中）和德里达从这个话语中读出来的结构的法则（structural law）所规定（prescribed）和规划（programmed）的。在这个法则的框架内，德里达标志着他自己的阅读的独特性。
一、父亲的大地
在深入阅读德里达关于《蒂迈欧》的分析之前，我强调了Khôra在雅典所起的作用（function），正如妮可·洛罗克斯（Nicole Loraux）在《雅典娜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Athena）（1981）中对它的分析。
Nicole Loraux：《雅典娜的孩子》
这一分析是在德里达关于Khôra的第一份之后进行的，德里达本人在随后的作品中也引用了它，以支持他对《蒂迈欧》，更广泛地说，对柏拉图主义的原始解释。对洛罗克斯的作品的最早的提及，尤其是对第1章（“本土性：一种雅典的拓扑学”）和第3章的一个重要段落（“雅典人”）的提及，出现在1985-1986讲座的关于Khôra的两个文本中。
在第一个文本中，标题为“问题：1985年12月11日”，德里达引用《雅典娜的孩子》，总结了洛罗克斯对城邦土地——即Khôra——的双重功能的重构（reconstruction）。
雅典人从他们祖国（本土）的土地（soil）中诞生，当他们死亡时，通过埋葬回到那里。 德里达从洛罗克斯的文本中引用了一段话，在这段话中，这种双重功能被认为是在雅典的城邦土地的两个不同地方完成的，即卫城（Acropolis）和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
在雅典卫城，一个大地之子诞生了，这位国王，是“雅典娜，宙斯的女儿，在更早的时候把他抚养长大，并在她自己富饶的圣地建立的”。这个厄瑞克修斯（Erechtheus），“肥沃土壤的孩子”， 他的崇拜者在《伊利亚特》中被召回，这个厄瑞克修斯，在雅典的花瓶上，Ge把他带到了光明之中，距离象征性的橄榄树并不远。在每一个（Panathenea）的庆祝中，雅典的历史就会开始，或者重新开始。
在Kerameikos，大地之子被埋葬在他们曾诞生于其中（have sprung）城邦土地（Khôra）中，对他们来说，通过一种无休止的回归时间被抹去，在他们的尽头（ends），返回他们的起源（origins）。因此，从圣地（sacred hill）到正式的墓地（official cemetery），在关于本土（autochthony）的两个“话语”之间，一个缺口打开了，一边包括仪式和形象的表象，另一边是政治散文的世俗化话语（secularized discourse），彷佛每个地方都产生了他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本土（autochthony）随着它在其中表达的城邦空间（civic space）的每一次转变都改变了它自身的形式（form）。（Loraux，1993，42）。
此外，德里达将这段话与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237b）中的一段文字联系起来，在这段话中，苏格拉底通过一篇被认为是《Aspasia》的话语，解释了雅典人的高贵出身（eugeneia）的事实，他们实际上（literally）出生于Khôra。虽然柏拉图文本没有被洛罗克斯的这段话引用，但是它构成了在她的书中发展出来的对本土（autochthony）的分析的关键来源之一。柏拉图写道：
首先，关于他们的出生。他们的祖先（ancestors）不是陌生人（strangers），他们的后代（descendants）也不只是寄居者（sojourners），寄居者的父亲来自其他国家。他们是土壤（soil；Khôra）的孩子，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居住和生活。养育他们的国家（patris）不像其他国家，是孩子们的继母，而是他们自己真正的母亲；她孕育了他们，滋养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现在他们在她的怀抱里安息（repose）。因此，我们应该从赞美这片土地开始，这是他们的母亲，这将是赞美他们高贵出生的一种方式，这是恰当的和正确的。（Menexenus，237b）
这段话明确了德里达为什么对洛罗克斯对《美涅克塞努》的阅读感兴趣。本土（Autochthony）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系统，在此之中，雅典公民与他们的父亲的大地（Khôra；patris）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从生物的生成过程中借来的隐喻（metaphor）——相反，这是柏拉图的对立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并赋予他们（them）他们（their）的高贵出身（eugeneia）。
CHORA（suite[组曲]
第二个参考文献出现在题为“CHORA（suite[组曲]）”的几页文本中，德里达在其中交织了他对康托罗维茨的阅读。德里达在其中混杂了（interweaves）他对康托罗维茨（Kantorowicz）的 《国家的神秘 》（Mysteries of State）的阅读：
一个绝对主义的概念以及它的晚期中世纪起源”（An Absolutist Concept and its Late Medieval Origins）（1955年）和罗洛克斯对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的评论，尤其是关于苏格拉底在赞美战死的雅典士兵时采用的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的传统。
在转述了苏格拉底对父亲的大地的第一次赞美之后，德里达回顾了第二项赞美，根据苏格拉底，这种赞美应该“全体人类（all mankind）”对父亲的大地的赞美（Menexenus 237c）：
第二项赞美归于她也是完全正当的，在整个地球都在冒出和创造各种动物的时候（驯服的和野生的），她——我们的母亲是自由和纯洁的，从野蛮的怪物，从所有的动物中选择并生育了人，他们在理解能力上比其余的（rest）更优越，并且只有他们才有正义（justice）和宗教。她生育了我们和已故者的共同祖先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她为她的后代（offspring）提供了供养（support）的手段。就像一个女人通过给她的孩子喂奶来证明她的母亲身份（motherhood）（没有奶源[fountain]的人不是母亲），我们这片土地（our land）也证明了她是人类的母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只有她首先长出了（brought forth）作为人类食物的小麦和大麦，这是人类最好和最高贵（noblest）的养料，她把人类视为她真正的后代。这些都是在一个国家身上的母亲身份要比一个女人身上的母亲身份更加真实的证明，因为女人在他的孕育和生育过程中只不过是对大地的模仿（mitation），而不是地球是对女人的模仿。（Menexenus，237 d-238e）
德里达强调（emphasizes）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那就是，必须以雅典公民从Khôra，而非从他们的生理的母亲（biological mother）那里的出生为基础，因此，也就是从本土的角度来思考生成（generation）。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论”，他评论道（1985-1986，CHORA [suite]，12）。他补充说：“真正的生育（分娩[enfantement]）返回到了地球，地球给出了第一个例子，原初的或原初生育的原初案例（原初性[orginarité]）”。女人或人类母亲模仿地球，她从地球学到必须给给予孩子（sons）的东西”（13）。在这一点上，他回忆了洛罗克斯在《雅典娜之子》中对本土的分析。
这个参考的结尾唤起了第三章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其中洛罗克斯观察到，尽管苏格拉底强调Khôra的一般的母亲身份（generalized motherhood），但但是本土（autochthony）的正式的表象不仅是父系的（patrilineal）（Khôra也是父亲[patris]，在葬礼演说[墓志铭[epitaphioi logoi]]），而且还要消除性繁殖（sexual reproduction）和生成的生物学过程。
在解释洛罗克斯的文本之前，在研究Loraux的文本之前，我注意到，在他关于Khôra的作品中，德里达强调了哲学去言说母亲时的无能（inability），她超出了父-子（father-son couple）。我认为，这种无能，与德里达将哲学（名为柏拉图主义）理解为一种本土系统，理解为一种雅典公民与他们的父亲的大地之间的原始的、非隐喻的关系系统的事实有关。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分析本土（autochthony）和Khôra的正式的表象，正如洛罗克斯在《雅典娜的孩子们》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使我们能够阐明德里达对蒂迈欧求助于Khôra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超越“逻格斯-动物（logos-zoon）”和“本土”哲学的系统的大胆运动。
在她的书的前言中，洛罗克斯解释说，她的目标是发展“一种雅典拓扑学”，并通过赋予“在”（In）一种空间价值，从而将神话的不同版本（versions）与其发生的城市联系起来，以便去解读“在城市中的神话”——（本土的[auto-khthôn，从父亲的大地的土壤中诞生的]）。
例如，她回忆说，根据墓志铭（epitaphioi logoi），所有的雅典公民都被授予一种来自他们的父亲的大地的土壤中的本土血统（autochthonous origin），然而，根据阿提卡陶瓷（attic ceramic），只有厄里克托斯（Erichthonius），雅典的创始人，在被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的精子所孕育的土地之上雅典卫城（Acropolis）中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