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人民”参与了签名，参与了宣言的签署。
原文：Jacques Derrida,Otobiographies, Galilée, 1984,pp.13-32.
提前声明一下，我不会信守承诺。
我深感抱歉，可是，今天下午我无法同你们讨论我答应的话题。老实说，我很想这么做。
不过，我不能什么也不说，所以，我将以辩解（excuse）的形式说两句。
至少，我想同你们谈谈许诺（promesse）、契约（contrat）、承诺（engagement）、签名（signature）。罗杰·沙图克邀请我时，建议我从哲学和文学上对《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进行“文本”分析。简单说，进行比较文学的工作，在“比较文学”的学科下对特殊的客体进行研究。
一开始，我很吃惊。多么艰巨的任务啊。我什么也没准备。为了进行文本分析，需要事前的工作。经过一番思考，我对自己说，假如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我愿意尝试这场实验。至少，我会把这些概念图示（言语行动、施行性理论、签名、契约、专名、政治与学术制度）运用在所谓的“客体”上（不管是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我对自己说，假如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即使无法对两个文本和两个事件进行法学-政治学研究（这是我无法完成的任务），至少应该以它们为例，凸显出其他学者阐述过的某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中，今天下午在弗吉尼亚大学——它刚刚庆祝了《独立宣言》200周年——我只强调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以何种适当名义，签署了宣言行动（acte déclaratif），从而奠定了制度？
宣言行动不是描述（description）或记述（constat）的话语。这是一次施行（performe），一次实现（accomplit），说什么做什么。宣言行动与签名者（参与该行动的个体或集体的主体）的关系，不同于记述文本与签名者的关系（假如严格来说存在记述文本的话）。奠定制度、宪法、国家的宣言，要求签名者的参与。这一签名同建制行动有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无非是经验层面的偶然性。它不同于科学文本，可以与作者的名字彻底分割，以此显示自己的客观性。一项制度，根据其历史和传统，根据其永久性（permanence）和制度性（institutionnalité），应当独立于那些制造它的经验个体。一项制度，应当哀悼这些个体，纪念这些个体。可是，正因为建制语言的结构，一项制度的奠基行动（它既是一份档案，也是一次施行）必须把签名包括在内。
然而，这是什么人的签名？什么人是奠基行动的有效签名者？“有效”指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概念：行动、施行、签名、在场的我（je）与我们（nous），等等。
我们要谨慎和细致地对待此问题。比方说杰斐逊，他是我面前影印的这份草稿（Draft），即《独立宣言》的起草者（rédacteur）。人们知道他不是《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从法权（droit）上说，他书写（écrit）而非签署（signe）了《独立宣言》。杰斐逊所代表的，是委托杰斐逊起草他们想说的话的那些代表。他的职责不是（制造或发动意义上的）书写，而是起草，如同秘书起草一封书信，来传达精神，或复述内容。不仅如此，大纲或草稿起草完了，要上交给杰斐逊所代表的那些代表，即“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他们来说，杰斐逊如同先行执笔者（plume avancée）。他们有权修改、纠正、批准《独立宣言》的草稿。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些代表是最终的签名者？
你们都知道，这份书面宣言的初始版本经历了各种磨难，在这些代表的审级之间遭受一次次的推迟，杰斐逊承受了各种痛苦。仿佛杰斐逊梦想着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代表”，根本没有签署宣言。至少在原则上，他们没有签名，因为法权（droit）被分割了。在事实上，他们签名了。在法权上，他们既为自己签名，又为他人签名。他们得到签名的委托和授权。他们既以自己的名义，又以他人的名义“宣布”：
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并且按权利必须是独立自由的国家。
在法权上，签名者是人民，是善良人民（这个表述极其准确，因为它保证了签名的价值）。虽然善良人民依靠这些代表，以及代表们的代表者（杰斐逊），但是，是他们宣布了独立自由。这份宣言记述了独立，还是制造了独立，人们无法决断——这正是一个宣言行动的力量（force），力的一击（coup de force）。这些代表所代表的人，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底。一直延伸下去，就会增加这种必然的不可决断性（indécidabilité）。善良人民是否在事实上已经自由，仅仅用《独立宣言》来证实该事实？善良人民是否在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刻获得自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解释的模糊性或难题，是需要解决的难题。我不认为，面对宣言行动的结构，分析十分困难。相反，这种模糊性，这种介于施行结构与记述结构之间的不可决断性，产生了意外的影响（effet recherché）。它对于权利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它是虚伪性、模糊性、不可决断性、虚构性。我甚至认为，一切签名都是易受影响的（affectée）。
“善良人民”参与了签名，参与了宣言的签署。《宣言》中的“我们”是“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
可是，人民根本不存在。人民在宣言面前（avant）不存在。人民自身（comme tel）不存在。如果说人民诞生为自由独立的主体，诞生为潜在的签名者，那么，这一现象仅出现在签名行动中。签名制造了签名者。只有到达签名的终点，只有在虚构的回溯性（rétroactivité fabuleuse）中，签名者才能授予自己签名权。签名授予他签名权。这一现象每天都发生，但它是虚构的。每次看到这一现象，我家就想起弗朗西斯·蓬热的诗：
在签名中，人民按照他们所说的去行动，不过这些代表的中介推迟了（différant）行动。这些代表的代表权仅仅来自签名，仅仅是事后的（après coup）：从此之后，我便有了签名权。实际上，自从我赋予自己签名权，我就已经拥有它了。我将会（serai）赋予自己一种“能力”（pouvoir），一种受委托的签名的能力。不过，这种将来完成时、“权利的一击”（或“力的一击”）不应该被宣布、被讨论、被考虑。我们当作它不存在。
在《独立宣言》的文本产生之前，从法权上说，不存在签名者。《独立宣言》自身是签名的产物。借助这一虚构事件，借助这一寓言（它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当下/在场的不足），签名赋予自己某种名义。签名赋予自己某种信誉（crédit），属于自己的信誉。一旦签名在力的一击之中（在书写的一击之中）赋予自己某种信誉，这个“自己”（主格、与格、受格）就出现了。力的一击产生权利，奠定权利，赋予权利，让权利出现在白天（donne le jour à loi）。你们可以看看莫里斯·布朗肖的《白天的疯狂》。
本来前所未有的事如今成了你们的日常，但是，你们别忘了这件事的独特语境。在这次行动中，人们必须“解除”与殖民母国的联系，从而抹去另一个国家的签名。在接下来的解读中，你们将看到：这种“接触”既是一种记述，也是一种施行，二者紧密联系。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权上，每位美国公民的签名，都离不开二者的紧密联系。你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保证了你们的签名，保证外国国民、印章、书信、许诺、婚姻、支票的流通。
这还没完。还有一个因素，尚未浮出水面。为了保证签名的制造过程，另一个“主体”也要签名。换句话说，签名的过程完全是一次联署（contresignature）。由于这种联署，签名成了一个推迟的过程。但是，所有事都必须压缩在当下的假象（simulacre de l’instant）之中。在发明签名身份的当下，美国的“善良人民”，“以……的名义”宣布独立。他们“遵照自然法和自然造物主的旨意”。他们以自然法和造物主的名义来为宪法奠基。造物主保证了民意的正确，保证了人民的团结和善良。造物主奠定了自然法，奠定了把施行话语呈现为记述话语的整套游戏。
没想到，我竟敢在夏洛茨维尔宣读你们的《独立宣言》开头：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和自然造物主的旨意，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以及《独立宣言》开头结尾：
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世上的最高法官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并且按权利必须是独立自由的国家。
“从此是，并且按权利必须是”。其中的“并且”连接了两种话语模式，实然与应然，记述与规约，事实与权利。“并且”就是造物主：它同时是自然的创造者与最高法官，裁决着实然（世界各国）与应然（我们的严正意向）。最高法官所做的裁决，是对事实与法律的最终裁决。你们可以认为，《独立宣言》是狂热的信仰，是政治-军事-经济的“力的一击”的必要伪装。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ie）：它想具备意义和影响，就需要最终裁决。最好的最终裁决、最终签名，当然是造物主。它不仅是特定语境（某个民族、某种宗教）下最好的，而且是普遍情况下最好的。不过，这个（最好的）名字“必须是”专名（nom propre）。造物主是最好的专名。你们不能把“造物主”换成“最好的专名”。
杰斐逊很清楚这个道理。
他充当了一名书记员和起草者。杰斐逊所代表的，是代表人民的这些“代表”。这些代表以人民的名义发言。人民以自然法（上帝、法官、造物主）的名义授权（autorisant）给自身，并且授权给这些代表。
假如杰斐逊很清楚，那么，他为何痛苦？这些代表们（他们代表上帝，代表其他人）给他带来的痛苦是什么？
显然，杰斐逊的痛苦在于，他太在乎这个文本。他不愿它被改动、修正、“完善”、删减，尤其不愿他的同僚们这么做。不以自己的名义、仅仅代表他人书写的人，不会有受伤、失落的感觉。如果杰斐逊产生这种感觉，那么事情不会如此简单。人民授权给代表、委托代表签名，二者都不会如此简单。
某人——杰斐逊，或上帝（这么说又何妨）——希望在美国人民建制的同时，他的“专名”树立起来。成为国家的名字（un nom d’État）。
这个人成功了吗？我不敢下定论。
你们肯定比我早听说这个故事。富兰克林想安慰杰斐逊的“失落感”（这个词不是我说的），于是给他讲了一个帽商的故事。这个帽商设计了一个广告牌，上面有帽子的图案，下面写着“约翰·汤普森帽店，制作和现金出售各式礼帽”。第一个朋友建议去掉“帽店”，因为后面说了“制作各式礼帽”。第二个朋友建议去掉“制作各式礼帽”，因为顾客只关心帽子好不好，不关心制作者。这个建议最有意思，因为它删除了制造者的标志。第三个朋友建议去掉“现金”，因为当时的习俗是现金支付。而且他建议去掉“出售”，因为只有傻瓜才认为帽子是免费送的。到最后，广告牌上就剩一个图案和一个“专名”（约翰·汤普森）。别无他物。你们可以想象其他行业，比如卖雨伞的，卖鞋子的。
这个故事没有记录杰斐逊的反应。我认为，他是迟疑不决的。这个故事既反映了他的痛苦，又反映了他最强烈的愿望。总的来说，把他的文字彻底抹去是更好的结局，就剩一张美国地图，以及一个单纯的“专名”：这是建制性的文本、奠基性的行动、签名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