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积极保护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才配得上人类精神的尊严。
原文：本文原载于《国家》（The Nation）杂志，2011年10月31日刊。
3月底，印度古吉拉特邦禁止印刷和传播莱利维尔德的《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该禁令是由该州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提出的，该禁令获得一致通过，因为议会领袖越过莫迪的印人党（BJP），对莱利维尔德的新书予以谴责。
争议的焦点是，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微妙地暗示，《伟大的灵魂》将甘地描述为双性恋或同性恋。《每日邮报》的标题赫然写着：“新书称甘地离开妻子与一位男性爱人同住”。《华尔街日报》说，甘地的“一生至爱”是一位名叫赫尔曼·卡伦巴赫的德国犹太建筑师。1893-1914年，在南非试验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时，甘地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莫迪针锋相对，他指责莱利维尔德的书诋毁圣雄：“该书本质上就是居心不良。它伤害了有理智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
印度司法部长维尔帕·莫里考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实行全国禁令。第95条授权当局对于那些含有破坏和平、引发骚乱内容的违法书籍予以没收。不过，4月的时候，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莱利维尔德已经表示，该书并没有关于甘地和卡伦巴赫的那些传言。与此同时，在一份印度在线杂志上，莱利维尔德指责《每日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曲解了他的书，以便“抹黑甘地”。
莱利维尔德曾经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撰写过一本获得普利策奖的书——《挪开阴影：黑白南非》（1986）。《伟大的灵魂》一书的优秀之处在于，详细描述了甘地在南非期间对政治行动、种姓、种族的观点之变迁。尽管甘地在南非活动了21年，直到44岁才回到印度，但是，这段经历并不像他后来在印度的生涯一样受到重视。
莱利维尔德强调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他向我们说明，在一系列政治和种族议题上，甘地如何把强烈的精神性和精明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当他后来成为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时，有效地利用了这两点。在南非，他迫切需要在印度教徒中开展一场包容性运动，将穆斯林和“贱民”包括在内。虽然甘地并不总是考虑贱民的满意，但终其一生，这都是甘地政治上的核心主题。（《伟大的灵魂》下篇对甘地和安贝德卡尔的紧张关系做了有价值的讨论。安贝德卡尔是一名在美国受教育的“贱民”，后来他作为尼赫鲁的司法部长，成了印度宪法的主要缔造者。）
总而言之，甘地是在南非掌握了公民不服从的政治，制定了非暴力的民众策略。虽然这一策略并不一帆风顺，但是它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让他在印度时用来组织民众的不合作运动。同样在南非，在列夫·托尔斯泰和约翰·罗斯金的影响下，甘地开始实践一种前现代的简单生活。他出版了著名的《印度自治》（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采取了简朴的乡村生活方式。最后，正是在南非，甘地开始遵守禁欲的诫命，即“梵行”。虽然对于众多崇拜者来说，拒斥身体欲望是他的生涯中最不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的精神发展的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密不可分（甘地的追随者，如纳尔逊•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在这一方面并未和他保持一致）。
我希望莱利维尔德的书整本都是关于南非时期的。实际上，在关键的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背景（比如布尔战争，比如史末资那谜一般的复杂个性）上，《伟大灵魂》着墨太少。读者无从得知他对这些问题的专业知识。他过早地跳到了印度，这个他没把握的领域。尽管本书一半以上的篇幅都给了印度，但对于那些不了解或很少了解印度的读者，他提供的信息很少（例如，他没有对尼赫鲁家族、国会的演变、甘地之前的民族抗争进行认真讨论）；对于了解印度历史的读者，这又显得深度不足。过分的肤浅，掩盖了关键的问题。尼赫鲁时不时在书中露面，但作者没有讨论他与甘地关于乡村生活的长期辩论——甘地捍卫前现代的简单生活，而尼赫鲁主张将经济发展作为改善穷人生活的更有效方式。作者在书中把泰戈尔表现为一位偶尔发表些意见的“诗人”。他没有指出，泰戈尔是一位激进的教育家、哲学家、作曲家、编舞家、小说家、画家，他关于民族的观念如同甘地一样塑造了印度。
作者本来可以扩充他对南非的讨论，减少对印度的讨论，这样就是一本绝妙的书了。与其试图对甘地的政治斗争进行一般性描述（《伟大的灵魂》没有提供这种描述），他本来可以写三四个案例研究，来强调甘地从南非学到的东西，说明回到印度后甘地的行动主义思想和实践如何逐渐成熟。毕竟，在进行具体的叙述时，作者最好地证明了，甘地如何利用象征政治和道德原则，促使民众行动起来。以下三段叙述都是极为出色的：
1924-1925年，为了反对政府禁止“贱民”进入喀拉拉邦的瓦伊科姆古庙，甘地发动了非暴力的抗议；1930年代，甘地与安贝德卡尔围绕反种姓政治展开互动，通过将道德目标与政治实用主义结合起来，来处理这一议题；1946年，甘地发动游行，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东孟加拉的诺阿卡利的冲突。
作者对印度伊斯兰历史的处理要稍弱一些。他没有指出，从16-17世纪莫卧儿帝国开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直有相互友好、融合、宽容的传统。和甘地的民族运动结盟的穆斯林先驱们，他们的开明伊斯兰教，也没有被提到。一位被遗忘的关键人物是毛拉纳·阿扎德。阿扎德是一名穆斯林学者，后来成为国会领袖。1930年，他帮助甘地在组织了达拉萨纳盐场的不合作运动。这是甘地的反盐税斗争的关键一环。后来，因为他反对印巴分治，所以他成了新国家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作者只简短地提到阿扎德两次，而且没有指出他的重要性。最离奇的失误在于，作者认为，1920年代和甘地密切合作的阿里兄弟，可以视为本·拉登的精神前辈。这种说法忽视了他们人生的许多重要方面，比如他们在民族主义和教育上反对保守穆斯林。他们为孩子们建立了一所进步的学校。他们还广泛参与国立伊斯兰大学的事务，从一开始，男生和女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可以成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如果有人问印度为什么没有穆斯林启蒙运动，那么，答案是，确实有过这么一场启蒙运动。对于这场运动，阿里兄弟，以及他的朋友和后辈都做出了贡献。
关于南非不服从运动期间甘地和卡伦巴赫的亲密友谊，书中的讨论也有失偏颇。作者详尽地描写了这位“体操与健美运动的好手”，他如何在1908年和甘地同居，又是如何参加甘地的托尔斯泰公社。作者坦诚地引用甘地数十年的书信，这些书信最近才被卡伦巴赫家族公开。在这些书信中，甘地讨论的话题涵盖了政治抗议、饮食、身体状况、节欲。在《伟大的灵魂》一书中，这些书信的私密性所体现的单一的重要性，并不能完全被事实所证明。对于甘地一生中其他亲密、深厚的友谊，作者几乎只字未提。甘地整个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助手和精神顾问，基督徒查理·安德鲁斯，在书中被一笔带过。尽管甘地把他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感情描述为“一见钟情”（这说明，甘地很喜欢用浪漫爱情的语言来描述友谊和团结的关系），但是，作者并没有指出甘地对其他人的“钟情”。他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外孙女萨拉拉·德维·乔杜拉尼，她和甘地在1920年代有一种“精神上的婚姻”。作为一名杰出的作家和音乐家，乔杜拉尼热情地宣扬印度的民族主义事业。在全面细致、充满敬意的传记《甘地：他的为人、他的人民、他的帝国》（2007），拉杰莫汉·甘地根据他对甘地和乔拉杜尼的书信的分析，证明两人热烈的爱情关系。甘地似乎发现，他对于乔拉杜尼肉体上的吸引，让他俩的友谊无法继续下去：他无法兑现一种消除所有肉体性的纯粹精神之爱，所以，他断绝了关系，使乔拉杜尼深受打击。值得注意的是，甘地从未和卡拉巴赫疏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两者的关系肉欲成分很少，不会让甘地困扰（甘地愧疚的门槛是很低的）。
尽管作者并不充分地讨论了这段关系，但他的描述还是很有洞见的。他强调两人都遵守禁欲，把这段关系描写成某种“柏拉图之爱”。可能有一些肉欲成分，但绝不是性关系。他很仔细地解读一个暗示性的细节：1909 年，甘地从伦敦寄回的一封信件中写道，棉絮和凡士林“经常让我想到你”。这暗示了灌肠和按摩，两者对于甘地的日常保健十分重要。甘地对于任何有悖于“脱离肉体”的行为，甘地都极度敏感，甚至性幻想都是一种折磨。而在他俩的关系中，似乎没有这种折磨出现。因此，《每日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对这段关系的解释是一种粗劣的曲解。
那么，如何解释纳伦德拉·莫迪对《伟大的灵魂》的口诛笔伐？在印人党及其社会网络中，莫迪是领导人物。2002年，人们指责古吉拉特的穆斯林袭击了乘火车朝圣归来的印度教徒（虽然法庭的证据表明，总的来说，这起悲剧是拥挤的火车上装载的炉子导致的），残暴的印度教徒发起暴动，造成2000多名穆斯林丧生（大部分都发生在远离事故地的地方），数百名妇女被强奸（暴动者焚烧了很多受害者的尸体，导致人们无法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大量证据表明，这次暴动是极端印度教团体策划的。他们早就储备了武器，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暴动期间，他们鼓动舆论，号召人们对穆斯林进行清洗。据报道，古吉拉特警方被要求按兵不动。其中一些人受到威胁，如果他们采取行动制止暴力行为，甚至会被调岗或降职。
当时，有足够证据表明，莫迪牵涉其中。因此，2005年3月，美国拒绝向他发放外交签证，让他出席佛罗里达的亚美酒店业主协会活动（在美国的印度裔中，莫迪有很多追随者，大约40%是古吉拉特人。他的生涯的特征，就是宗教仇恨和重商政策的结合）。拒发签证的官员援引国务院《宗教自由报告》，称莫迪参与了2002年的袭击。更一般地说，他还“让政府支持美化纳粹主义的教科书，宣扬种族优越论、种族仇恨、纳粹遗产”。希特勒在古吉拉特历史教科书中的英雄形象，早已是国际上的丑闻。然而，古吉拉特官员拒绝做出改变。进步的《喧嚣》周刊用隐藏的摄像头采访到莫迪的得力干将，他们暗示了自己的老板，还承认精心准备了这场袭击。在讲述他们想要对穆斯林赶尽杀绝的时候，激进印度教组织“印度青年民兵”的领袖是这样描述他的行为的：“有一个孕妇，我把她开膛破肚，这个贱人。让他们瞧瞧，要是杀害我们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报复。我可不是吃干饭的……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没权利繁衍后代……今天我还是这样说……女人，孩子，不管是谁。除了赶尽杀绝，没什么好说的。打倒他们，毁灭他们，烧死这些混蛋。不要留一个活口，然后一切都是我们的了。”在2004年的宝莱坞电影《德夫》里，阿米达普·巴强饰演的城市警察尽力挽救生命。虽然这部电影没有过多关注印度教右派的组织作用，但它刻画了古吉拉特的可耻事件，传达了相互宽容和治愈的理念。我在古吉拉特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观看这部电影时，观众们对巴强的角色报以嘘声，而为反派那个惟命是从的警官（欧姆·普瑞饰）叫好。这个角色煽动那些暴徒，显然正满足政府的指令。
在古吉拉特，观众这样的反应屡见不鲜。因而莫迪接连两次当选首席部长，第一次是200年，第二次是2007年（在《喧嚣》周刊曝光后）。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参与其中，但他也许永远不会受到正义的审判。对目击者的恐吓，阻挠了人们对强奸和谋杀提起诉讼。今年6月30日，莫迪政府表示，他们援引事后5年销毁记录的惯例，对这次事件的所有记录进行了销毁。
那么，像莫迪这样的暴徒，为什么要捍卫圣雄的名誉呢？极端的右翼印度教徒反对甘地生前对穆斯林的宽容和非暴力政策，其中的戈德塞在1948年刺杀了甘地。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写下了长长的“自辩”，说明不能让穆斯林在这个国家和印度教徒处在同等位置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今日的右派印度教徒仍然用多样的声音说话，当他们想在全国赢得选票时，他们的笑容就像甘地一样慈祥。为了《内部冲突：民主、宗教暴力、印度的未来》一书采访一位右派印度教官员的时候，他向我保证，他书架上书名是天城体字母的几十本书里，就有一本用大大的黑色字母写着“甘地”。嘴上念叨着这个国家的创造者，却完全无视他的政策——这就是你在右派印度教徒那里看到的。为了争取国家的多数，右派不能只靠宗教仇恨，哪怕这在古吉拉特行之有效。因为这个原因，莫迪也许不会成为全国政党的领袖。因此，右派印度教徒打着重商的牌，把圣雄摆在舞台中央——向它在国内外的铁杆支持者和同情者发出不同的信号（杀害挪威工党青年营的数十位参与者的7月22日当天，布雷维克的长篇宣言声援了右派印度教徒，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把穆斯林描绘成强盗和匪徒的学者，右派印度教徒长期骚扰他们。印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罗米拉·塔帕尔始终强调莫卧儿时期印度教徒－穆斯林关系的复杂性。她指出，在中世纪的印度，许多印度教寺庙是敌对的印度教徒而不是穆斯林摧毁的。数年以来，右派印度教徒一直用各种方式骚扰她，包括恐吓电话、骚扰邮件，以及发起运动敦促国会图书馆取消2003年授予她的克鲁格教席（抗议最终失败了）。对莱利维尔德和《伟大的灵魂》的谴责也是同样的情况。本书详细地描写了甘地对穆斯林的同情，以及穆斯林在甘地生涯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右派印度教徒中的甘地支持者感到难堪。同样令他们难堪的是，本书的结尾谴责了右派印度教徒在2002年暴乱中的作用，并把他们的“沙文主义”和甘地的学说进行对比。
他们对《伟大的灵魂》的怒火主要集中在性之上，也不足为奇。右派印度教徒所宣扬的印度主义，只能被描述为一种维多利亚式思想。在英属印度时期，印度教被呈现为某种可耻地感性的、追求性冒险的宗教。在英国人眼里，柔弱、嗜性的男性的多样化肉欲，威胁着男性对女性的“正常”的主导和控制。或许是继承了英属印度的遗产，右派印度教徒对诸神进行了一神化、去性化，从而对宗教的关键故事进行了重构。面对印度教圣典和经典随处可见的对性快感的浓厚兴趣，莫迪和他的追随者感到极为不自在。毕竟，《爱经》是和《政事论》、《法论》并列的：每个文本都讨论引导我们的三种生活艺术的其中一种。我的同事，杰出的宗教史学家温迪·多尼格对《爱经》做了新的学术翻译。2003年，他在伦敦公开阅读其中一个章节，内容是一位神灵讲述非婚姻的性欲。有人向她丢了一枚鸡蛋。也是这一年，玛卡莱斯特学院的詹姆斯·莱恩出版了《希瓦吉：伊斯兰印度的印度教君主》，提到但没有认可以下传言：这位受人尊敬的17世纪印度教英雄可能是私生子。这个传言污染了他高贵母亲的纯洁性。这本书已出版就在印度被禁，因为它包含宣扬社会仇恨的内容。一直到2010年，最高法院才取消这一禁令。此外，帮助莱恩的梵文学者遭到了殴打。暴民们还洗劫了浦那的档案馆，破坏了珍贵的手稿。
总而言之，右派印度教徒无法容忍的是，有损坚强的大男子气质的性别言论。（Paul在对象头神甘尼萨的全民学术研究中，埃默里大学的保罗·科特赖特运用了多位杰出的南亚学者研究，以及古代文献。他指出，象头神圆嘟嘟的形象，以及对甜食的喜爱，表现出一种“非阳具的性”。这与他的父亲湿婆相反。当这本书的新版于2000年在印度出版（它最早出版于1985年），科特赖特收到了超过1000份恐吓信。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保护。急切的大男子气质这一主题，甚至也表露在古吉拉特暴乱中。煽动的文字呼吁人们解开“被绑住的阳具”。强奸被视为男性自我证明的高贵形式。右派印度教徒给象头神画上六块结实的肌肉，还有一把剑指向空中。小象真可怜。
在这样的担忧的背景下，莫迪担心的可能是，《伟大的灵魂》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受到健美运动员影响的甘地，不是一个“正常的”男性。在批判莱利维尔德时，莫迪把自己描绘成在捍卫民族英雄的形象。这样一个男人肯定像他的男性支持者一样，喜欢操控和主导女性（他不在乎莫迪对独身的制作追求，认为这是把女性从男性的要求下解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把大人物描绘成孩子般的性格，追求肉体生活的那些书，《内部冲突》（书中指责右翼团体杀害2000名穆斯林）更少受到莫迪和他的同僚的恶语相向。强奸和谋杀，这是“真的男人”显然可以自豪的行为。用甘地来为这种观念辩护，真是恶心至极。
需要的是，印度还有其他一些男性领导人，他们忠实于甘地的遗产。虽然人们可能返反对曼莫汉·辛格总理的政策，但很明显，他代表了一种庄重、非侵略性的男性行为。这让美国人好奇他是如何赢得一场选举的。一位曾与辛格会面的印度大商人告诉我，当他看到这位总理在厨房沏茶，他有多么震惊，因为这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除此之外，辛格和他的政府搭档索尼娅·甘地一起，把政府的力量放在穷人的困境上，制定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以及新的食品计划。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卡西克·巴苏，以关于女性主义和少数群体的作品闻名。索尼娅•甘地的经济顾问让·德雷兹，长期与阿马蒂亚·森合作讨论饥饿和公共行动。多年以来，德雷兹选择过着一种简朴的甘地式生活。1980年代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时候，输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长椅上。他模仿甘地的每日沐浴，在大学里进行早晨沐浴，然后才去教室上课。在印度，德雷兹也过着类似的生活。
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印度又一次抛开了印度教。2009年，最高法院在一项影响深远的判决中废除了本国的鸡奸法，该判决把同性恋比作“贱民”，谴责社会等级根源的一切形式的污名化或歧视。鉴于圣雄甘地在性议题上的保守，他可能对此判决感到不快。不过他也许错了：这一判决扩大了人们对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关注，而甘地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到底，印度超越了莫迪，大力重申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承诺，拒绝在全国范围禁止《伟大的灵魂》，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承诺了人们表达的自由。甘地、尼赫鲁、安贝德卡尔在很多事上有争议，但他们都同意一点：只有在宪法权利的背景下积极保护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对穷苦人民的支持，才配得上人类精神的尊严。右派印度教徒的政治眼光，损害了那种使64年后成为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的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