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类的有些恶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谅解的，应当如何避免这种恶的再一次发生？
《生产》系列精读
每周日晚20:30-22：00，我们会逐句阅读汪民安老师主编的《生产》系列，共分为十三辑，主题分别是战争、友谊、动物、新尼采主义、德勒兹、五月风暴、生命政治、忧郁与哀悼、意大利差异、思辨实在论、德勒兹与情动、事件哲学、建筑、空间与哲学；讨论德勒兹、德里达、齐泽克、阿甘本、梅亚苏、奈格里、拉图尔、南希、马里翁等当代哲学家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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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敞开：人与动物》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人类的有些恶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谅解的，那么应当如何避免这种恶的再一次发生？阿甘本的思路是，避免这种恶需要人的人性的自我完善，但是这种完善不能建立在目前所理解的人性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定义之上。传统上对人的定义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即将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提升的方式有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城邦动物、理性动物、符号动物使用工具的动物……因此，人是通过摆脱自身的动物性而成为人的。
这个定义的不完善之处在于，提升并不意味着隔绝人与动物的联系，而是为人的败坏留下了一个后门。如果某一天这个人犯下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被谅解的恶行，一种“动物般”的恶行，那他仍然可以说，他是在自身的动物性的怂恿、驱使或逼迫下被迫作恶的，此时，责任将被归之于无法被追责的人的天然的动物性。
因此，一种真正的关于人的定义，就需要超越人与动物的对抗，这既是德里达在《我所是的动物》中的工作，也是阿甘本在此要做的。
同时，把人从动物中辨认出来这种想法，隐藏着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在人以启蒙理性为依据，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主体性，从而将人从自然中，然后从动物中辨认出来之后，人还想将自身从人中辨认出来，也就是从对自然和动物的征服、占用、操控、丢弃转向对人的征服、占用、操控和丢弃，即实现一种对生命和人口的操控。在这种操控下，人之中，就产生了非人，非人就被还原为赤裸生命。
这种辨认不仅是认识上的，更是操作上的、政治上的，同时也是宗教上的。当人的辨认机制遭遇操作上的需要，就可以诉诸政治上的褫夺。例如，在战争中，人变成了委身于屠宰场的清醒的羔羊，而在希特勒眼中，犹太人就是需要像跳蚤一样被消灭的人。
人是精神、理智、德性、神圣，而非人是肉体、迷狂、野蛮。
丰县铁链女就是非人。
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
一、兽形神
在米兰的安布罗森图书馆，有一本13世纪的含有珍贵插画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卷三的最后两页全部都是有关神秘主义和弥赛亚 启示的场景。第135v页，描绘了以西结 的异象，尽管没有对战车的表现。中间是七重天、月亮、太阳和星星，四角是四种在蓝色背景下的末世动物：公鸡、老鹰、公牛和狮子。最后一页（第136r页）被分成两半。
上半部分代表三种原始动物：吉兹鸟（Ziz）（有翅膀的鹰鹫的形式）、公牛比希莫特（Behemoth）和巨鱼利维坦（Leviathan） ，利维坦盘踞在大海之中。我们在此特别感兴趣的场景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最后一个，因为它是这本抄本和人类历史的结束。它表现的是义人（the righteous）在末日的弥赛亚式宴会。在天国之树的树荫下面以及在两位演奏者的音乐欢呼声中，头戴冠冕的义人，坐在丰盛的餐桌前。
在弥赛亚到来的日子里，一生都在遵循《律法书》 的规定的义人将享用利维坦和比希莫特的肉，而不必担心他们的屠宰是否符合犹太教规，这在犹太拉比传统中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提到的细节：在冠冕下，微型画画家表现的义人并不是人脸，而是毫无疑问的动物头。在这里，我们不仅在右边的三个人物中认出了末世的动物——雄鹰的尖喙、公牛的红色头颅和狮子的脑袋——而且，图像中的其余两个义人也显示出了驴子的怪异特征和豹子的轮廓。反过来，两个乐师也有动物的头——特别是右边那个看得更清楚的，他拉着一种小提琴，露出一张受到启示的猴脸。
为什么终结时的人类的代表被描绘成长着动物的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迄今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解释。佐菲娅·阿麦西诺娃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她试图把瓦尔堡学派 的方法应用于犹太教文献，根据她的观点，具有动物特征的义人形象，可以追溯到诺斯替 主义 -占星术中对兽形黄道分度（decans）的表现，根据诺斯替主义，义人的身体（或者最好说是灵魂）在死后升入天堂，被转化为星星，并与管辖每一重天的权力相一致。
Decan：这是古埃及天文学中的36组星星（小星座），用于方便地将360度的黄道分为36个部分，每个部分10度，既用于冶金也用于钟表学。从地心角度看，每个十度都是在每天地球自转的过程中在地平线上连续上升。对古埃及人来说，每个十度的上升标志着一个新的十度“小时”（希腊语hōra）的开始，它们至少在第九或第十王朝（约公元前2100年）开始被用作恒星钟。因为每隔十天就会有一个新的十进制出现（也就是说，每隔十天，一个新的十进制星群就会在太阳升起前的黎明重新出现在东方的天空，在经过一段被太阳光遮蔽的时间后），古希腊人称它们为dekanoi或“十分之一”。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的占星术、19世纪的神学，以及在宇宙学、占星术、神学和密教中，以及在宗教和魔法中，十进制继续被用于占星。
然而，按照犹太拉比传统，这些义人根本没有死；相反，他们是以色列的残留（resto，余者，或者其余者、余数），也就是说，是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刻仍然活着的义人。正如我们在《巴鲁克启示录》 第29章第4节读到的：“比希莫特将从其地（its land）出现；利维坦将海中升起：我在创世的第五天造的并保存到那时的两个怪物，将成为所有剩下的人的给养。”
此外，把诺斯替天使长 和占星术的decans描绘成兽首形状的原因，对于学者们来说并不确定，因为它本身也需要解释。在摩尼教 经文中，每个天神都对应于动物界（两足动物、四足动物、鸟类、鱼类、爬虫动物）的一部分，同样也对应于人的身体的“五种本性”（five natures，骨骼、神经、血管、肌肉、皮肤）之一，把天神刻画为兽形的这一做法，直接指明了动物宏观世界和人类微观世界之间的朦胧关系。
另一方面，在《塔木德》中，提到利维坦是义人在弥赛亚式饮宴上的食物那一段话，是在作了一系列“比附讲经”（aggadoth） 之后才读到的，这种“比附讲经”似乎影射出了人与兽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系机制。另外，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6节的弥赛亚预言中，也隐含了动物性（animal nature）在弥赛亚王国也将被改变的的观念（这使得伊万·卡拉玛佐夫非常高兴），在那里我们读到：“材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狮子与牛犊同寝，／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因此，安布罗森的手抄本作者将动物的头颅归于以色列余民，并不是不可能的，他意在暗示，动物与人的关系将在末日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而人本身将与其动物本性和解。
二、无头体
三、
让我们试着对人类的这一后-历史（post-historical）形象的理论含义（theoretical implications）进行反思。人类在其历史的戏剧性事件（historical drama）中的幸存，似乎引入了——在历史和它的终结之间——一种超历史（ultrahistory）的边缘/流苏/毛边/穗（fringe），它让人想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在上次的弥赛亚事件和永恒的生命（eternal life）之间，长达千年的弥赛亚统治将在地球上被建立起来（对于一个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献给索罗维耶夫的哲学（philosophy of Solov’yev）的思想家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索罗维耶夫 的哲学本身就充满了（imbued with）弥赛亚和末世论的（eschatological）主题。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在这个超历史的边缘/流苏/毛边/穗（fringe），人类（man）仍然保留着人性（human）意味着，智人（Homo sapiens）物种的动物般的幸存，必须对他的学说起支撑作用。
因为在科耶夫（Kojève）对黑格尔的解读中，人类（man）并非是一种从生物学角度被定义的物种，也不是一种一次性给出的实体（substance）；相反，他是一个辩证的张力（tensions）领域，总是被内在的停顿（caesurae）所割裂，它（caesurae）每一次——至少是虚拟地（virtually）——都会将“带有人性的（anthropophorous）”的动物性与在此之中获得身体形式（form）的人性分开。
人类（man）只能在这种张力中历史性实存（exists）；他只有根据他超越（transcends）并改造（transforms）这种支撑他的“带有人性的”动物的程度上才能够成为人，仅仅是因为，通过否定（negation）的行动，他才能够掌控，并且最终摧毁他自己的动物性（animalit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耶夫可以写道：“人是动物的致命疾病”）。
例如：
《伊利亚德》：μῆνιν ἄειδε θεὰ || Πηληϊάδεω Ἀχιλῆος
中译：唱吧，女神啊 || 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
但是，在后历史中，人类的动物性变成了什么呢？在日本的势利者和他的动物身体（animal body）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与被巴塔耶瞥见的无头人（acephalous creature）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然而，科耶夫在人类与“带有人性的”动物的关系中，赋予了否定和死亡的维度以特权，他似乎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相反，人类（或者对他来说的国家）在现代性（modernity）中开始开始关心他自己的动物生命（animal life），通过这个过程，自然的生命变成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赌注（stakes）。
也许“带有人性的”动物的身体（奴隶的身体)，是观念论（idealism）以遗产的形式留给思想的未解决的残余，并且，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的困境，与这个不可通约地（irreducibly）被动物性（animality）和人性（humanity）所拖曳（drawn）和分割的身体的困境相一致。
四、神秘的分离/分离的秘密（Mysterium disiunctionis）
对于任何对我们文化中的“生命”概念进行一种谱系（genealogical）的研究的人来说，首先要做的最具启发性的说明就是，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被这样定义过。然而，这个仍然不确定的东西，通过一系列的停顿（caesurae）和对立（oppositions），一次又一次地被阐明（articulated）和分裂（divided），使其在明显遥远的领域，如哲学、神学、政治，以及后来的医学和生物学中，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战略功能。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切都在发生，就好像生命是无法定义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命必须不断地被阐明和分裂。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对生命概念的战略性阐明具有一个基本的时刻。正是在《灵魂论》（De anima；On the Soul）中，亚里士多德从“生存（to live）”这个词的各种意义中，分离出了最普遍、最可分离的意义。
正是通过生命，有灵魂的东西与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同的。现在，“生存（to live）”这个术语有不止一种意义，而且只要在某个事物中发现其中的任何一种意义，那我们就说，这个事物是活着的（living）——即，思考、感觉、局部运动和休息，或在滋养、腐烂和生长的意义上运动。
因此，我们认为所有种类的植物也是活着的（living），因为我们观察到，它们本身也具有一种原则（principl）和潜力（potentiality），通过这种原则和潜力，它们在相反的方向生长和腐烂……这个原则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分离出来，但不能从它之中分离出其他原则——至少在终有一死者（mortal beings）处是这样。
这个事实在植物中很明显；因为这是它们拥有的唯一的精神潜能（potentiality；potenza dell’anima）。因此，正是通过这个原则，生命（life）才属于活着的（living）事物……我们所说的与营养有关的能力（nutritive power；threptikon）是指灵魂的那一部分，这也是植物所共有的。
补充：《无目的的手段》：古希腊人有不止一个词用来表达我们用生命一词所指称的东西。他们使用两个在语义与词形上截然不同的词：zoe，表达的是一切生物（动物、人或神）共享的生命这一直接事实，bios，则指某单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方式。
四、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