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式的政治形式奠基于对个人与主权者之间的垂直关系之外的任何关系的清空
在绝大多数的个人与集体的传统和实践中，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都被理解为对“无”的克服。在人类固有的所有的“无”之中，人的先天的脆弱性是最大的、最古老和最无可避免的“无”。在很多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事或一种政策明明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我们却很难指责它？
埃斯波西托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霍布斯提供给他们的新的虚无主义的工具，他们用一种人造的补偿机制来对抗人类先天的缺乏：缺乏抗体。对于现代的政治国家来说，抗体早已经超出了其医学含义所能容纳的范围——凡是有可能威胁到政治国家的因素，都可以合理地以预防的方式予以翦除。
《雪国列车》就是最大众化的免疫实践，因为霍布斯教给君主的除了制造新的虚无主义，还包括告诉他们：如果反抗的苗头尚不明显， 那么最好安插部分内应来体现掀起民众无法忍受的反抗，然后予以压制，以便实现一轮又一轮的免疫试验。
免疫并不局限于医疗的免疫，还包括民族主义的免疫、女权主义的免疫、科学的免疫和宗教的免疫，免疫的进程是无限的，任何科学的、可控的免疫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过去免疫及其最终的逃逸。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无（nothing），我们必须考察解决虚无主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抓住关联（the connection），而且要抓住这种联系所基于的诸层次间的区分（the distinction）。
我想说的是，虚无主义不是对在共同之中的无（nothing-in-common）的表达，而是对它的抑制（suppression）。
当然，虚无主义（nihilism）与无（nothing）相关，但它恰恰处在无的湮灭（annihilation）的幌子之下。虚无主义不是（it is；il y a）物（thing）的无（nothing），而是物的无的无（nothing of the thing’s nothing）。
虚无主义是无的平方（It is a nothing squared）：无在成倍增加，与此同时，它也被无所吞噬。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至少识别出无的两种含义或两个层级，他们必须保持分离——尽管它们在表面上是重合的。
第一个层级——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是一种关系的层次，即使得存在在共同之中（being-in-common）成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裂隙或虚空；另一方面，第二个层级是它自身解体的层级，在没有关系的绝对性中，关系的解体，即在没有关系的绝对性（the absoluteness of the without-relation）之中的关系的解体（dissolution）。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霍布斯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那么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层次就具有一种非凡的清晰性。霍布斯开创了现代政治虚无主义（modern political nihilism），这个事实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他“发现（discovers）”了一个从所有的先验真理（veritas）的形而上学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实体的无性（nothing-ness），毋宁说，霍布斯用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虚无主义的）无性（nothingness）“遮盖了（cover）”了这种实体的（自然的、天然的、原初的）无性（nothingnessofsubstance）。
这种更加强大的无性，恰恰具有能够消除前一种无性的潜在的解体效应（the potentially dissolutive effects）的功能。同理，他的政治哲学的要点（pointe）在于一个新起源的发明，这个新的起源旨在抑制——并将其转变为一种有秩序的冲动——原初的无，即起源和共同体的不在场（theabsenceoforigin，ofcommunitas）。
显然，这样一种矛盾的中和策略——通过一种从无到有（ex nihilo）创造的人造虚空（artificial void）来消灭自然的虚空（natural void）——来自于对分割的原则，即对原初的存在的共享（the initial sharing of being）的完全否定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阐释。正是这种被归给原初共同体（the original community）的不可避免的否定性（inevitable negativity）论证/辩护（justifies）主权秩序——即利维坦国家——有理由先发制人地（pre-emptively）使自身免受自己无法忍受的munus的影响。
为了使得这个操作成功——也就是说，在逻辑上是合理的（to be logically rational），尽管在牺牲和抛弃方面（sacrifice and renunciation）的代价非常高——不仅有必要让这种共同的munus被剥夺掉其作为赠与的过剩的特征（character as donative excess），还要把这种特征当成一种缺陷，而且这个作为缺乏的缺陷（thisdefectaslack）——在拉丁语中有犯过失（delinquere）这样一种中性的含义一般意义上——要被理解为一种真正的不法行为“delict”（delitto），一个罪行，或者甚至是一系列潜在的罪行。
正是这种彻底牵强的解释——它将在共同性之中的无变成了犯罪的共同体——决定了communitas的消亡（obliteration），它青睐于这样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奠基于对个人与主权者之间的垂直关系之外的任何关系的清空，最终也奠基于其自身的解体。
从保护物免遭这种看起来威胁它的无的需求开始，霍布斯最终消灭的不仅有无，而且有物自身；他为了个体的利益，不仅牺牲了本质的内在（inter of the esse），而且牺牲了内在的本质（but also the esse of the inter）。
几个世纪以来，针对“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hobbesian problem of order）所给出的所有的现代答案——无论是决断论者的（decisionist）、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的或是系统论的伪装——都有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风险：遏制作为动物的人类所固有的原初缺乏（carenza）的危险的唯一可能的方案就是建造一个人造的义肢（prosthesis）——制度的屏障（the barrier of institutions）——从而能够保证他免受在与其同胞接触时的潜在威胁。
然而，设想这样一个义肢，即一个非-器官（non-organ），一个缺乏性的器官，作为一种社会调解的形式，意味着用一种更为彻底的虚空去面对虚空，因为，从一开始，它就被它应该弥补的缺席所占据和生产（eized and produced）。
表征的原则——被理解为一种形式的手段，目的在于给一个不在场的人以在场（giving presence to someone who is absent）——只是再生产和加强了这种虚空，因为它并不能概念化它的原初的特征，后者不是从任何东西中派生出来的。
换句话说，表征的原则并不能理解，它应该补偿的无并不是实体、基础或价值的丧失（loss）——这种丧失瓦解了原本的秩序——而是我们在共同之中存在的特征（being-in-common）。现代虚无主义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如何更深地挖掘关系的无，于是它发现自身被交付给了绝对的无（nothing of the absolute），也就是绝对的无（the absolute nothing）。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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