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不能的话，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最大化他们观点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意味着相当简单的情境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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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方面
近二十年来，女性主义者从事了一个复杂而充满激情的客观性讨论。它的主题包括哪些类型的学术课题有它，哪些没有，以及为什么没有；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者是否需要它，如果需要，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有可能得到它，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场对话是由复杂而充满激情的前女性主义著作提供的，它们往往陷入经验主义者和意向论者（intentionalists）、客观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interpretationists）、现实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包括后结构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中。
女性主义讨论大部分并非源于尝试找到新方式，来批评或推进学科议程。他们往往不把学科内熟悉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相反，这些对话主要来自两个不同且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原因导致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性和经验性上合理的研究成果大量扩散，这些研究发现了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泛滥的性别歧视（rampant sexist）和男权主义偏见——“政治”！——在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和流行）描述和解释中？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由政治指导的研究项目能够比那些所谓由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目标指导的研究项目产生更少的片面和扭曲的研究成果？其次，女性主义者如何才能创造出为妇女服务的研究，即对那些产生于妇女生活的问题提供不那么片面和扭曲的答案，而且不仅是关于这些生活，而且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其他部分？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对未来科学实践的建议应该以对过去科学成功的最佳描述为依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取决于他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是什么。
许多女性主义者，就像其他新社会解放运动中的思想家一样，现在认为在社会情境化知识方面存在明显矛盾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可能的。在传统的说法中，社会地位的观点只能算作意见。为了达到知识的状态，观点应该通过摆脱以超越——它们与当地、历史利益、价值观和议程的原始联系。然而，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指出的，事实证明有可能”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和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描述，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semiotic technologies）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以及对’真实’世界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承诺。
立场认识论者——尤其是最充分阐明这种知识论的女性主义者——声称为如何做到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图景或“逻辑”：“从边缘化的生活开始思考”和“以日常生活作为问题”。然而，如果不了解构建图景的原则，这些图景很容易被误读。立场论著作的批评者倾向于拒绝”两全其美”（have it both ways）的邀请，接受真正的知识是社会情境化的想法。相反，他们一方面将立场论观点同化为客观主义或某种传统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另一方面则同化为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相对主义或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象学方法。
在这里，我将试图阐明将立场认识论同化为那些较早的认识论确实是一种误读，并且这种误读会扭曲或使它们提供的独特资源失去存在感。我将通过对比立场理论推荐的知识基础和知识主体/代理的种类与旧认识论所支持的知识来做到这一点。然后我将说明为什么认为立场认识论的社会情境化基础和主体要求并产生比那些背离提供在历史中定位知识的系统方法更强烈的客观性标准是合理的。传统的客观性概念的问题不在于它过于严格或“客观化”，正如一些人所争论的那样，它不够严谨或不够客观化：它太薄弱了，甚至无法实现它所追求的目标，更不用说女性主义和其他新社会运动所要求的更难的课题了。
2、女性主义立场与自发性
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
并非所有试图解释过去、并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所研究的未来吸取教训的女性主义者都是立场理论家。通过与我所说的”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认识论”（pontaneous feminist empiricist epistemology）进行对比，可以强调女性主义立场方法的独特之处。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形式的女性主义经验论已经被阐明：最初”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和最近的哲学版本。最初，女性主义经验论是作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自发意识”而产生的，她们试图解释与她们领域的标准程序相比，其研究过程有什么相同及不同。 她们认为，自己只是更仔细严格地做了任何好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是”坏科学”的其中一种。因此，她们没有给自己的科哲起一个专门的名字；我在《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中给它起了一个”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名字，如果科学家们能够更加严格谨慎地遵循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对于实践科学家来说，这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以便将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与他们所坚持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可从研究结果中消除的观点进行对比。
最近，哲学家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和林恩·汉金森·纳尔逊（Lynn Hankinson Nelson）发展了成熟而有价值的女性主义经验论科哲（朗吉诺称为“语境经验主义”），这与大多数前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和可能最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所认为的经验主义有很大不同。这并非偶然，朗吉诺和纳尔逊都打算修改经验主义，因为其他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卓有成效地修改了其他理论方法——正如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修改了她们最初的理论。朗吉诺和纳尔逊在他们的认识论中加入了一些元素，这些元素也出现在立场论中（许多人会说在这些叙述中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例如社会价值观和利益对科学内容的不可避免但有时也是积极的影响——即使是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以及许多其继任者来说，这也是令人厌恶的。这些哲学女性主义经验论的构建，有一部分是反对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论点，它们崇尚女性并提炼“女性的经验”（有时将其归因于立场理论家），还有一部分反对前女性主义经验论者。
将这些重要的哲学上的女性主义经验论与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进行更详细的对比，将是一个有趣且有价值的课题。但我在这篇文章里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展示女性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是如何强烈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前女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这些了解科哲的科学界内外的人，他们仍然想知道女性主义者所提供的科学知识的见解。在我看来，这一挑战最强烈地来自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人们可以将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理解为在科学方法和历史的主题上进行相互竞争的论点，以通过不同方式解释科学研究中造成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结果的原因。就像前面所说的，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在遵循现有方法和规范方面不够认真严谨是导致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的研究结果的成因，正是这样，他们试图对在经验和理论上更加充足的研究结果的成功，做出貌似合理的解释。立场理论学者认为，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追溯性指出，在女性运动洞察力的帮助下，人们可以看到学科中的性别歧视或男权主义的实践。然而这些学科中的方法和规范过于薄弱，无法让研究人员从研究结果中系统地识别并剔除那些几乎所有科学界（或者说全部）都认同的社会价值、利益和议程。客观性还没有“用于操作”——作为可以检测到“一个时代的主导观点”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假设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这些假设是集体（而非单独）持有的。就科学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辩护）而言，当科学界的大多数成员所假设的文化理念受到一项科学研究的挑战时，是完全偶然的。立场理论试图通过为“好方法”制定更强有力的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标准可以激发更大的努力以最大化客观性。
关于历史，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像女性运动这样的社会解放运动的功能很像“皇帝的新衣”民间故事中的小男孩。这样的运动“使人们能够以宏观的视角看待世界，因为它们去除了遮蔽知识和观察的遮盖和眼罩。”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同意这一论断，但认为研究者可以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等到社会运动发生、然后再等到其影响出现，以达到产生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最大客观的因果归因的内部活动。知识项目可以找到积极方法融入“好方法”的原则中，通过将知识项目置于科学上和认识论上最有利的历史位置，将历史作为一种资源。历史可以成为科学和认识论资源的系统提供者，而非成为产生知识的项目障碍或”意外”受益者。
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解释了性别歧视和非性别歧视研究成果的产生，并且只对科学领域所理解的基本研究逻辑和主流科哲所理解的解释逻辑提出了最小的挑战。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试图将女性主义课题纳入”好的科学”和”好的哲学”的普遍标准。这种保守主义（conservativism）使许多人有可能掌握女性主义研究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而不会对其研究传统的方法和规范感到不忠诚。自发女性主义经验论似乎要求在使用这些方法和遵循这些规范时更加严格。但是这种保守主义同样是这种哲学的弱点：这种认识论完全拒绝解决占主导地位概念的方法和解释的局限性，以及这种方式限制和扭曲研究结果和对研究的思考，即使它们是受到最严格的尊重。然而它的激进性质不应该被低估，它很好的论证了科学对其自身的性别歧视和以男权主义的研究实践和结果做出视而不见。它因此为下一个问题腾出了空间：现有的研究和解释的逻辑是否真的像经验主义所坚持的那样，在犯下这种“罪行”时是无辜的或者它们是原因的一部分？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思想史通常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即从奴隶与主人生活对比的角度获取关于主人/奴隶关系的思考；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随后将这种洞察力发展为对“无产阶级立场”的视角（standpoint of the proletariat)，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几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开始独立反思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转化到男女之间的结构关系上，以解释其结构关系如何对知识生产作出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立场论在女性主义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但它们同样出现在所有新社会运动的学术项目中，立场理论社会史将关注边缘化人群开始获得公众发言权时所发生的事。在声称科学理性和客观性被主导群体高度重视的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和认真关注他们的人会指出，从边缘生活的角度来看，占主导地位的说法远没有达到最大化客观。知识主张总是处于社会情景中，而主导群体无法批判性和系统地审视他们的有利社会状况，然后这种优势对其观点的影响，使得他们因社会状况在产生知识方面处于学术和认识论上的劣势。此外，即便发表这些说法的人有好的意图，这些说法最终也会合法化剥削“现实政治”(practical politics)。
立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它最常被误读的主张——是在按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或其他一些政治所塑造的社会结构的社会中，处于顶端的人他们的活动既组织又限制了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理解。“有一些关于社会的视角，无论它们多么处于好意，人类之间以及与自然世界的真实关系都是不可视的。”相比之下，处于社会底层阶级的活动可以为每个人的研究和学术提供思考的视角，人类彼此和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可视化的。这是因为边缘化人群的经验和生活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提供了特别重要的问题来解释或研究议程。这些经历和生活已被贬低或忽视，作为最大客观性(objectivity-maximizing)问题的来源——答案不一定在这些经历或生活中直接找到，而是从那些制定政策、参与了塑造边缘人生活的社会实践的中心人物，从他们的理念和活动中找到。因此，一个人的社会情境使他能够知道什么、并对其进行限制；这在方面，一些没经过严格审查的主流性情境会比其他情景更具限制性；而使这些情境更具限制性的原因是它们无法对已经接受的信念提出最批判性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认为，女性的经验是女性主义知识的”基础”，而这种知识应该改变社会学学科。女性的生活（许多不同的生活和经历）可以为新的、批判性的问题产生提供视角，它们不仅关乎于女性的生活，同时也关乎男性的生活。至关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她指出，如果我们从女性的生活开始思考，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女性被分配了男性不想为自己做的工作，尤其是照顾每个人的身体——男性、婴儿和儿童的身体，以及老人、病人和她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她们被分配职责到那些身体存在的机构，例如清洁和照顾她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房子和工作地点。这种“女性的工作”使得处于统治阶级中的男性解放出来，让他们沉浸在抽象概念的世界中。女性在这项具体工作中越成功，男性就越无法将其视为独特的社会劳动。对身体和身体存在的地方的关怀消失在”自然”中，例如，在社会生物学关于女性“利他”行为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男性不自然性的主张中，或者在许多前马克思女性主义者系统性的沉默中，它们实际上是在分析谁在日常性行为、情感和家务工作中做了什么，并将这些分析纳入到对“工人阶级劳动”（working class labor）的描述中。史密斯认为，一旦我们注意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的社会性质是多么不明显，我们就不应该惊讶于男人难以将妇女的活动视为独特的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她指出，如果我们从女性的生活出发，可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主要是女性被分配这样的活动，以及对于经济体、国家、家庭、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机构来说，把身体和情感工作分配给一个群体，而把头脑工作分配给另一个群体，会产生什么后果。 这些问题导致对女性世界、男性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少片面和扭曲的理解，而这些问题只起源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中的男性为自己保留的人类活动的那部分——行政管理的抽象精神工作。
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置于其论述的中心，即它试图提供因果论述，去解释不同类型的政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当然，经验主义也关注政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但前女性主义的经验论将政治概念化视为完全的坏事。经验主义试图通过坚持用于检验假设的严格方法，来净化所有此类不良政治的科学。从立场认识论的角度，这种做法对于经验主义者所期望让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最大化来说，是一个太弱的策略。从被压迫者的生活视角出发的思想没有机会在这种知识生产的经验主义概念中表达或听到其批判性问题。前女性主义经验主论者只能将这样的问题视为政治对科学的侵入，从而降低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尽管具有相当大的优点，但仍然包含这些假设的扭曲痕迹，它们阻碍了这一科学理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客观性的系统方法来制定最优秀标准的能力。因此该观点声称，所有的认识尝试都是社会情境化的，并且其中部分客观的社会情境作为学术课题的视角来说比其他的更好，挑战了科学世界观的一些最基本假设，以及把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模型的西方思想。它提出了一个严格的”发现逻辑”，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从而可以为边缘化人群（以及那些想要知道他们可以理解什么的人）进行知识生产，而不是仅仅用在主导地位的群体在管理边缘化人群生活的课题中。
3、学术主张的基础是什么
立场理论主张从边缘化人群的生活中“开始思考”，即从任何社会秩序中那些确定的、客观的位置开始，都会产生具有启发性的批判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从主导群体生活开始的思想中。从女性生活开始研究，将产生较少的片面和扭曲的描述，不仅是女性的生活，也包括男性生活和整个社会秩序。女性的生活和经历为这种知识提供了”根基”，尽管它们显然没有为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知识提供基础，这些基础是产生科学问题的场所和活动。在认识论上具有优势的研究视角并不能保证研究者能在他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性；这些依据只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而不是一个充分的–出发点。将知识的立场根基与其他四种依据进行对比是有用的：”上帝的诡计”（Godtrick）、种族中心主义、相对主义和被压迫者知识生产的独特能力。
上帝的诡计
首先，对于立场理论来说，知识的根基是完全充满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而非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立场知识课题并不声称它们起源于所谓的人类普遍问题：它们并不声称要执行”上帝的旨意”。然而，女性主义知识主张具有社会情境性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思想史和当今学科内外曾经提出的任何其他知识主张区分开来：所有这些都带有生产它们的群体的印记。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从社会确定的生活开始。正如多萝西-史密斯所说，“女性的观点正如我所分析的，怀疑着社会学所声称构成独立于社会学家情境的客观知识。它的概念程序、方法和相关性，被认为是从社会中的一个确定位置来构建其主题的。”
人类的思想被认为如同指纹，可以将揭示思想的生产过程完全抹去，这是一种历史上可辨认的错觉。传统的科学方法概念使科学家能够很好消除那些与科学界研究结果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因为每当不同观察者进行重复实验时，个体观察者（或来自不同研究团队的研究群体）在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他们的研究结果，这使得与其他研究人员（或他们的团队）报告的现象的相同之处脱颖而出。但科学方法没有提供任何规则、程序或者识别技术，更不用说消除所有（或几乎所有）观察者共同的社会关注和利益，也不鼓励寻找社会观点不同的观察者，以提高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受到批评的在文化范围内的假设被转移到了研究结果中，使特定的科学主张的历史性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或同一社会秩序中的其他群体中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说，立场理论不仅承认社会情境性——这是所有学术探索课题不可避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其转变为系统可用的科学研究。
种族中心主义
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s）在其传统上只能将民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想象为他们所声称以普遍主张为基础的“从无到有的观点”的可能性替代方案；所以他们认为立场认识论必须支持（或注定支持）这些立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因此，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学术主张根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有任何合理性吗？
民族中心主义是指对自己民族或文化是有独特优越性的观点。 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家是否认为她们自己的群体或文化的生活作为学术的基础是优越的？简单一看，如果注意到女性主张主要是从其生活开始思考，人们可能会认为情况就是如此。然而，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是民族中心论的结论是错误的。
首先，立场理论家自身明确指出，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边缘化生活为某些类型的知识项目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因此，身为女性的人们声称，女性的生活为思考性别制度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视角，这与声称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这种视角是不一样的。她们并不否认自己的生活可以为这种课题提供重要资源，但她们认为其他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女性的生活也可以提供这种资源。例如，不是妓女和没有被强奸的女性认为，从女性视角在这类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开始思考，就会揭示出国家是男性，因为它在这里看待女性的生活就像男人（而非女人）一样。多萝西-史密斯提到，她从加拿大原住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某种社会情景的价值。贝蒂娜-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认为，从大屠杀幸存者、奇卡纳罐头厂女工人（Chicana cannery workers）、老年女同性恋者、奴隶制中的黑人妇女、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幸存者以及其他与她的生活不同的妇女的日常生活开始思考，可以增加我们对于主导群体在政治、抵抗、社区以及其他关键历史和社会科学概念上扭曲理解的能力。非裔美国人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认为，从贫穷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文盲的非裔美国妇女的生活开始思考，揭示了关于知识分子、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生活以及关于这些妇女的重要真相。许多不是母亲的理论家（以及许多母亲）认为，从母亲的工作中开始思考，会产生有关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当然，一些女性肯定会认为，她们自己的生活为所有学术课题提供了一个、并且唯一的最佳立足点，但这不是立场理论所支持的。
其次，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具有”主导地位”身份的思想家也认为，边缘化的生活是更好的空间，可以从这里开始提出关于社会秩序的因果和批判性问题。毕竟，黑格尔虽不是一个奴隶，但他认为从奴隶生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主人/奴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并没有从事他们认为“可以对他们关于阶级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立足点”的那种劳动。有部分男性认为，从女性的生活开始思考具有科学和认识上的优势，有部分欧裔美国人明白，如果他们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开始思考，就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等等。
第三，女性生活是由女性气质或女性原则（femininity or womanliness）塑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她们“代表了女性文化”。也许立场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者在捍卫女性气质，从而捍卫”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所有的女性主义分析，包括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著作，原则上都对女性气质和女人味的价值持矛盾态度。女性主义者批评女性气质的理由是，它从根本上是由男性气质（masculinity）定义的，因此也是提升男性气质的概念的课题一部分；它是男性将自己定义为令人钦佩和独特的人类的”他者”。女性主义思想并没有试图用对女性气质的忠诚来代替它在传统思想中、所批评的对男性气质的忠诚。相反，它批评所有性别忠诚都只能产生片面和扭曲的研究结果。而且，它这样做的同时还要争辩女性的生活被不恰当地贬低了。女性主义思想被迫“发言”，而且代表它批评和试图瓦解的概念——女性。这个课题的矛盾本质既是它最大的挑战，也是它伟大创造力的源泉。正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女性的生活条件比她们的兄弟更糟糕，所以女性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空间，让她们可以开始提出关于社会秩序的问题，这种秩序不仅容忍、甚至在许多方面高度推崇女性生活的恶劣状况（女性的双休日工作、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流行、妇女“美丽”的文化义务等）。因此，那些将性别实践如何塑造行为和观点所问题化的研究过程–即对男性和女性的质疑和批判–能更好地避免这种有偏见性别忠诚。
第四，有许多女性主义都可以理解为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群体的生活出发、并进行分析的。自由女权主义最初是从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受教育阶层的女性生活开始分析的；马克思女性主义是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社会中的雇佣劳动女性的生活出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来自20世纪末第三世界血统女性的生活——这些不同的第三世界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认为，为了解释社会秩序的某些方面，上述每一种女性的生活都是一个好的视角。没有一种理想的妇女生活是从立场理论所建议的思想出发的。相反，我们必须转向所有以不同方式被社会分层的运作系统边缘化的生活。不同的女性主义相互启发；我们可以从所有的女性主义和改变其观点的模式中学习。最后人们可以注意到，从被边缘化的生命角度来看，事实上我们应该把占主导地位的主张视为民族中心主义。相对来说，我们很容易看到公开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偏见和歧视同性恋的主张具有坚持主流文化是优越的效果。但是，人们声称已经产生了普遍有效的观点–道德、人性、认识论、科哲的原则——同样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情况。只有按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分层的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成员才能想象，他们的知识标准和遵守这些标准所产生的要求——应该被所有理性的造物发现是更好的，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就是之前讨论过的史密斯、哈特索克和其他人的作品所展示的。此外，立场理论本身是历史性的灵光一现。它没有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出现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毫无疑问，它在未来会被更有用的认识论所取代——这是所有人造物的命运。
相对主义、视角主义、多元主义（Relativism, Perspectivalism, Pluralism）
如果没有一个超验标准去决定相互竞争的学术主张，那么就是只能有局部的历史性标准，而每个标准在自己角度上都是有效的，但没有反对其他的学术主张。现在有很多关于认知相对主义的文献，这里并不是适合回顾它的地方？然而，立场理论并不提倡——也不是注定提倡相对主义。它反对所有社会情境都为了解世界而提供同样有用的资源的观点，也反对所有社会情境都对学术设置同样强大的限制的观点。与普遍主义者的观点相反，立场理论并没有因为拒绝普遍主义而倾向相对主义的主张。立场理论为以下说法提供了论据：一些社会情境在科学上比其他情境更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如果相对主义的反对要获得可信度，就必须要打败这些论据。
判断性（或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是任何科学项目的大忌（anathema），女性主义项目也不例外。事实并不像它所否认的，当她们学习数学课时女性子宫在她们的身体里徘徊，以至于只有男性猎人对人类独特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女性在生物学上被设定为成功的母亲，而在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方面是失败的；以至于更适合女性的道德推理模式不如男性；以至于遭受强奸和殴打的人必须对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负责；以至于儿童所报告的性骚扰（sexual molestation）和其他身体虐待只是他们的幻想等等——正如各种性别歧视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女权主义和前女权主义的主张通常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冲突的，就像地平说与地圆说相冲突。社会学相对主义允许我们认可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理念，但重新思考客观性的问题与判断性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相对主义不是一回事。立场理论不会坚持、也注定不坚持它们。
判断性相对主义的道德和认知形式都有既存历史：它们在历史特定时期作为智力问题出现，只发生在某些文化和人群中。相对主义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一个从女性主义或任何其他始于边缘化生活的思想中所浮现的问题；它出现于主导群体的思想中。判断性相对主义有时是主导群体可以忍受的、对他们的批评者所允许的最多授权——“好吧，你的主张对你有效，但我的主张对我有效。”认识到思考关于一个问题属于谁的重要性——确定其社会位置——是立场理论的优势之一。
只有受压迫者才能进行知识生产
另一种对立场理论的表述是与传统的学术理论相比，立场理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然而在这种形式下，正如其他解放性学术项目的成员一样，这一立场诱惑了许多女性主义者。我们可认为这种主张是在支持”身份科学”研究——即支持并被”身份政治”所支持的学术研究。正如康巴西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女性主义以及前女性主义）的重要批判未能将反压迫的主张置于社会当中。”集中在我们自己的压迫，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具有深刻性和潜力的激进政治，直接来源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为致力于结束别人的压迫(他们已经听腻了应该怎么改善别人的生活，以及其他人要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将转向研究立场理论的”知识主体”（subject of knowledge）。但我们可以通过回顾“黑格尔不是奴隶”的论点来为讨论做准备，尽管他掌握了主人和奴隶之间关系的批判性理解，而这种理解只有在他从奴隶活动中思考时才能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等人都不是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这些例子指出两个问题：边缘化的经验在支配性群体成员的立场研究中的作用是什么？支配性群体成员的生活提供在生成更客观的立场理论的学术主张所需的特殊资源和限制分别是什么？我们将在下一节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总结来说，边缘化的生活为立场理论提供了科学问题和研究议程，但不是解决方法。与从支配性群体成员未经审视的生活视角来思考相比，从边缘化生活来思考能为“关于社会秩序如何运作”提供更新鲜重要的问题。大多数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哲学家）本身就是这些支配性群体的成员，无论是通过出生还是通过向上攀爬、进入科学和专业化/管理化的职业生涯中。那些拿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资的人，从他们试图解释的自然社会秩序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利益份额。从边缘生活中思考，会让人质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释自身和周围世界而设计的概念框架是否充分。这就是边缘生活为立场研究提供知识根基的意义所在。
4、新学术主张
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知识主体或主题——“知道”当时的”最佳理念”——应该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由于知识是被普遍定义的，所以这个知识主体在文化、历史上是不可视或不存在的。“科学是这样说的……，”我们经常被告知。那么，我们所问的科学主体是什么？是毒品和制烟公司的科学吗？或者是外科医生的？是健康国家机构的科学吗？还是批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科学？经验主义坚持学术主张是没有特别的历史性主体的。其次在某种方面上，科学知识的主体性是与其所描述和解释的对象性质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确定的。第三，尽管经验主义者的知识主体是跨越历史的，但知识最初是由个人和他们的群体（反映在科学奖励和荣誉的实践中）产生（“发现”）的，而不是由特定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或亚系群体（subgroups）中，例如某个阶级、性别或种族中诞生。第四，主体是同质统一的，因为学术必须是一致连贯的。如果允许知识主体是多元的、异质的，那么这些主体产生的学术便是多元的、相互矛盾的，因此导致不一致性和不连贯的。
立场理论的知识主体在所有四个方面都有对比。首先，它们是具现化（embodied）和可见的，因为思想开始的事物总能在思想的结果中可见和存在。这是真实存在的，尽管科学方法的运作方式通常成功地从研究结果中去除所有个体印记，但个人印记并不是立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时代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年代，妄想自己思想能够摆脱历史的决定性，是不同时代统治集团的典型思想之一。正如科学史自豪地指出的，“科学世界观”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社会（支配性群体）的一种看法。立场理论完全不同意长远的、脱离历史性的和不符合逻辑的主张，即“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内容也自相矛盾地不受其历史位置的影响。其次，知识主体是具现化和社会定位的，其结果是它们与知识客体没有根本区别。我们应该假定因果对称性，即塑造知识对象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塑造了（但不决定）知识分子及其科学项目。
这似乎只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毕竟树木、岩石、行星轨道和电子本身并不构成历史行为者。他们自身的定义并不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它们从不思考，也不进行任何其他活动，这个既存事实将人类社区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区分开来。
然而这种区别被证明是完全不重要的，因为实际上，科学家永远无法研究“在外部”且不被人类所关注的树木、岩石、行星轨道和电子元素。相反的，他们注定要研究一些不同的东西（但人们希望与”外部”的事物有系统地联系）：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树木、岩石、行星轨道和电子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它们总是只被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的事物出现，而人类和他们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已经被社会构成。这些客体已经有效地”从纯自然界”移入社会生活——它们是社会性的物体——首先，这些物体对每个人包括整个科学界具有的当代普适性文化意义。由于前几代人对它们的科学讨论，使得它们也通过科学家所获得形状和含义、并成为社会构成的知识对象。科学家从来没有脱离这种传统来观察自然，即使他们批评其中的某些方面，他们也必须假设其他方面才能继续批评。如果他们既不借鉴、又不批判这些传统，他们就无法做科学。他们对所见事物的假设总是由他们与过去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对话”形成的。最后，他们自己与这些客体的互动也在文化上构成了它们：以尊重、暴力、贬低、好奇或漠视的态度对待这种自然，就是参与了这个知识对象的文化构建。在这些方面，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界模拟了社会生活，而科学的过程就是这一现象的重要促成因素。因此，自然科学的知识主体和客体在种类上也没有明显不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塑造了主体，也会因此塑造了它们的知识对象。
第三，知识生产主要是从共同体来影响而非个人。首先，人相信自己思考过的东西（在我的脑海中的所知），只有当它被社会合法化时，才会从自身的个人信念转变为知识。同样重要的是，个人以及我们的社会最终会假设自己提出的所有主张，而这些主体都没有对这些主张进行批判性的质询。它假定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男性中心主义、异性恋主义和资产阶级（bourgeois）的信念，而我没有将这些信念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批判性质询，因此它们形成我们的思想并作为知识主张的一部分。这些是后面或者现在的时代的一些特征，会使个人的思想具有其年龄或社会、社区、种族、阶级、性别或性取向的特点。今天最好的科学思想在这方面与伽利略或达尔文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同；在所有思想中，不仅可以找到首由个人表达、然后被共同体合法化的精彩思想，还可以找到人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假设，它们在其特定历史时代是特立独行的，并且没被确定为、科学家实际上用来选择研究结果的”证据”的一部分。
第四，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知识主体/主题是多重的、多元的、矛盾或不连贯的，而不是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的单一的、同质的和连贯的。女性主义知识是从女性生活开始的，但它是从许多不同女性的生活中开始的：女性主义没有从典型或本质的女性生活开始她们的思想。而且，这些不同女性的生活在重要方面是相互对立的。女性主义的知识从欧洲和非洲女性、从经济垄断和贫穷的女性、从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女性中产生。它们还会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和地方机构、从制度化恐同症（institutionalized homophobia）和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中、以及从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政治冲突中产生多重、多元和矛盾的女性主义描述。然而从这不同类型的生活中所开始的每一种思想，它们可以对自然和社会生活产生更少片面和扭曲的描述。
然而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知识主体/主题的复杂性（多重的、多元的、矛盾的）往往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女性作为一种阶层的状况。思想家的意识是分叉的，不仅是内部的局外人、是现在位于中心的边缘人，也是致力于两种自身（至少）部分冲突的议题的人——自由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桑蒂诺女性主义者（Sandanista feminist）、伊斯兰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科学家——他们已经生产了女性主义科学和新知识。正是从矛盾的社会立场中出发的思考，女性主义知识产生了。因此，“从女性生活开始思考”的指导性逻辑需要一个人从多样化生活中开始思考，这些生活在不同方面是互相冲突的，并且每一种生活本身是有其多元和矛盾的方面。或许这看起来是庞大的、不可能达成的要求——因为西方思想要求我们拥有从单一连贯的生活中思考的架构。当这些生活相互冲突时，学会从多个生命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挑战，对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争端谈判者、家政工作者、妻子和母亲来说是很熟悉的——实际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
经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可以维持这样的杜撰——只有将一个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定义为理想知识分子，并且认为其他人都缺乏使得这个群体变得理想化的特征，才能让连贯一致的知识主体成为首选。因此与经验主义相关的自由主义哲学（liberal philosophy）坚持认为，正是因为拥有理性才能使人类看清世界，然后把女性、非洲人、工人阶级、爱尔兰人、犹太人、其他来自地中海文化的民族等他者定义为不完全理性的（残缺人）。据说这些群体中没有人可以冷静、无私地行使个体道德和认知理性，而这些特质正是成为理想的知识主体的必要条件。与此相似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工业无产阶级（industrial proletariat）才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理想主体的特征。而农民、奴隶和女性的工作，以及资产阶级的活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使这些人的生活成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劣质起点。 与之相反，立场理论的逻辑导致它拒绝将其知识主体进行本质化。
这种多元主体的逻辑导致人们认识到，解放女性主义的知识主体在一个重要、甚至有争议的意义上，也必须是每个其他解放知识项目的主体。这在”知识主体”的集体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女同性恋者、穷人和被种族边缘化的女性都是女性，所有女性主义者将必须掌握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等要素是如何被用来构建彼此的。如果女性主义要解放被边缘化的女性，同时也要避免在自身情境上欺骗支配性群体的女性，它就必须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区分女性主义和支配性群体女性的狭隘自我利益。正如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不允许区分”最佳信念”和为男性利益服务的信念的准则一样。(资产阶级思想不允许辨认具体的资产阶级自我利益标准；种族主义思想不允许识别种族主义自我利益标准等等。)
而每个其他解放运动的主体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必须了解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是如何被用来相互构建的。也就是说，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必须从女性生活的角度来审视其议程——女性也拥有阶级地位，并与她们的兄弟所拥有的并不相同。此外更多的批评家指出，左翼议程需要处理这个事实，即统治者们经常能成功地尝试通过操控性别战争来分裂工人阶级来与自身内部对抗。例如如果妇女被迫忍受较低的工资和双休日工作，雇主就可以解雇男性、雇用女性以赚取更多利润。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必须从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角度来看待他们的问题等等。女性主义思想所知道的一切必须告知所有其他解放运动的思想，反之亦然。这不仅是在其他运动中的女性必须从女性视角中认知世界，如果所有运动想要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要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女性必须成为这些运动议程的积极指导者。但它也要求这些运动中的男性能够从女性生活的角度产生独创性的女性主义知识，例如，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和恩格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以及后面的男性女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然而，如果每一个其他解放运动都必须产生女性主义知识，就不能说女性是女性主义知识的唯一生产者。女性不能宣称这种能力是她们独有的，也不能允许男性来宣称因为他们不是女性，所以他们没有责任做出完整的女性主义分析。男性也必须从他们独特的社会情境中贡献具体女性主义知识的独特形态。男性的思想也将从女性生活开始，以女性主义理论所有方式带着丰富且矛盾的倾向帮助我们所有人——无论男性或者女性都应该明白如何去行动。它将从这里开始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客观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男性以更少片面和扭曲的方式描述和解释他们自己和女性的生活。如果男性要产生更多关于他们自己和所生活世界的男权主义“民间说法”，这是女性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女性也必须学习如何用女性主义思想来替代男权主义文化所鼓励的”性别本位主义”。女性的女性主义者是后天成为的，而不是天生的。男人也必须学会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承担历史责任。
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强调了发展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即跨越差异进行真诚的对话，以及当对话发生时与其他群体结成联盟的重要性。
虽然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可能起源于黑人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但它不能脱离其他群体的经验和思想而蓬勃发展。同时会产生一种困境，即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必须将自身的经历和意识置于努力发展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中心，而不是让这种思想成为独立主义（separatis）和排他性（exclusionary）的……
通过倡导、完善和传播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其他群体——例如黑人男性、白人女性、白人男性和其他有色人种——进一步推动其发展。黑人女性可以产生与其他群体所分离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弱化版本，如果没有非裔美国女性，其他群体就无法产生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而这些群体可以发展反映其自身立场、进行自我定义的知识。但是，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全面实现需要一个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合作企业，该共同体以自治团体之间的联盟为基础。
在我看来，柯林斯对任何知识社群更少片面和扭曲的观点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作了有力分析。这种方法并不是让欧裔美国人去适应非裔美国人的思想，或者让男性去适应女性的思想。而是向支配性群体的成员发起挑战，使自己”适应”与边缘民族共同从事于合作、民主、社区的企业。这样的项目需要学会专心倾听边缘化的人；这需要教育自己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成就、喜欢的社会关系、对未来的希望；这需要为”他们”的事业全神贯注地投入，直到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事业；这需要对系统性地对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实践以及支配性机构的信念进行批判性调查。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例子，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支配性群体的成员从被边缘化的人的生活中学会了思考，并根据他们所学的东西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选择哪种历史脉络（historical lineage）作为我们自己的主张。
在总结本节时，我们可以说因为立场分析解释了知识主体为什么以及如何作为这些陈述知识对象的一部分，总是出现在自然科学生活的科学描述中。立场方研究作为最大化客观性的资源，必须学会系统地使用知识主体的社会情境性（social situatedness）。他们已经做出一个必然发生的社会情境化的知识主张转移，从宣称这是一个问题或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再到为了最大化客观性而作为一种系统性、可利用的资源给理论化。
5、最大化客观性的标准
我们现在能够从对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创新基础和知识主体的讨论中，得出这种理论所要求和产生的最大化客观性的更好标准。强客观性要求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置于同一批判的因果关系平面中。因此强客观性需要我们可以作为“强自反性（reflexivity）”来思考。这是因为贯穿全文化广域（culturewide），信念在科学探索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证据的作用：问题的选择、假设的形成、研究的设计（包括研究团体的组织）、数据的收集、数据的解释和整理、关于何时停止研究的决定、研究结果的报告方式等等。知识主体——独特和历史上的社会群体，它们的成员可能“不知不觉”地持有未经审查的理念，可以说——从科学方式的视角来看，必须将其作为知识对象的一部分。所有专注于作为观察和反思的直接对象——自然和/或社会关系的各种客观性最大化程序，它们也必须专注于观察者和反思者——科学家和他们所共享的更广阔社会的假设。但是只有从生活被这些共同体所边缘化的人们角度中，才能对科学家和他们的共同体进行最大化的批判研究。因此，出于科学和认识论以及道德、政治的原因，强客观性要求科学家及其共同体融入民主推进项目。
从这样的立场论证来看，经验主义标准显得十分薄弱；经验主义只推进了在许多方面受到广泛批评的“客观主义”。当客观主义与批判性辨识所有广泛的和历史性的社会欲望、利益和价值观的任务所背离时，它就会使其最大化客观性的尝试陷入困境，因为它们塑造了科学的议程、内容和结果，就像它们塑造了人类的其他事务一样。
首先要思考，客观主义如何将最大化客观性的概念操作得过于狭隘。价值中立的、公正的、冷静的研究概念应该是去指导识别所有的社会价值，并从研究结果中消除这些价值。然而它被操作化地只识别和消除——那些被科学界认为有能力做出判断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与其相反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如果“合格的”研究人员和批评者集体系统地排除所有非裔美国人和所有种族的女性，如果更大的文化按种族和性别分层、并且缺乏对这种分层的有力批评。那么想象在一个完全由从体制性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中受益的个体所组成的科学家群体中，通过他们来辨认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合理的。这种盲目性是由传统理念推进的，即寻求知识的真正科学部分——受研究方法控制的部分——只发生在正确的环境下。从可发现的背景下，问题被确定为适合进行科学调查，提出假设，定义关键概念——这部分科学过程被认为是科学内部无法用理性方法检验的。因此，”真正的科学”只限于那些可由方法论规则控制的过程。科学家的方法，确切地说是特殊科学的方法，只限于检验已经提出假设的程序。这些方法没有触及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兴趣，它们根植于需要研究的问题陈述中以及需要检验的假设所偏向的概念中。最近的科学史充满这样的案例：通过当时最好的研究程序，很多的社会假设几乎没机会被识别或消除。因此，客观主义以一种过于狭隘的方式将客观性的概念操作化，以至于无法实现本应该是客观主义的价值无涉研究。但客观主义也将客观性所期望的价值中立性概念化得太广泛。客观主义者认为，客观性要求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消除所有社会价值和利益。然而很明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价值和利益都对研究结果有坏影响。推进民主的价值观念比其他价值观念系统地产生了更少片面扭曲的观点。
客观主义在最大化客观性方面唯一薄弱的标准，是使客观性变成一个神秘的概念，而它的神秘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它有用和对主流群体产生广泛吸引力的原因。它提供了这样的希望：科学家和科学机构——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处于某一历史位置的——可以提出客观有效的主张，而不必批判性地检查他们自己的历史承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会积极构建他们的科学研究。它允许科学家和科学机构不关心他们问题和实践的起源或结果，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和实践所支持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弗朗西斯·培根关于现代科学方法的错误承诺的虚假希望：“我所建议的科学发现过程是这样的：只留极少的智慧敏锐力和力量，而把所有智慧和理解力都放在几乎同一水平上。”以及他的“发现科学的方法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智慧，但留给个体的优秀事物却很少，因为它通过最可靠的规则和示范来完成一切。”与之相反，立场方法需要强客观性来把知识主体及对象作为批判性、因果性科学！它们是社会解释的必要对象。这种强反思性的方案是客观性的资源，与实际的反思性对弱客观性构成的障碍形成对比。
一些女性主义者和来自其他解放性知识项目的思想家认为，客观性的概念本身应该被放弃。他们说，由于客观性被用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恐同的和男权主义的科学项目，它已经无可救药地受到玷污。此外，它与自我或主体的表征和概念理论联系在一起，坚持在主体和知识对象之间——自我和他者之间——存在着强硬障碍，女性主义和其他新社会运动将其标记为独特的男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最后，传统的客观性概念在科学核心处将某种无法约束的现象制度化。我们可以说，通过拒绝理论化任何科学目标的内部标准来区分科学方法、以及像酷刑或生态破坏等道德上令人厌恶的行为。科学家和科学机构不赞成，这种从事政治实践主义的反对、并成立特别委员会以检查科学项目的不良影响；而且这些仍然是临时措施，是科学研究的传统”逻辑”之外的。
然而，并非只有一种合法方式来概念化客观性，就和只有一种方式来概念化自由、民主或科学相似。客观性概念有着宝贵的政治和知识历史，当它被转化为”强客观性”时，通过立场认识论的逻辑，它保留旧概念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在知识生产领域里的权力不应该比道德问题上的权力更正确。认识我们自身和我们周围的世界，需要了解别人对我们及其观点和行动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我们对自身和别人的看法。最后，对客观性的呼吁不仅是女性主义、前女性主义科学和知识项目之间的议题，而且是每个女性主义者和其他解放性研究议程中的议题。女权主义者其中一部分导致了社会中种族、阶级、性取向和性别关系的扭曲主张。哪些人对自然社会生活的描述所产生的影响较小，哪些人的描述更加片面和扭曲呢？客观性的概念很有用，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思考任何个人或团体希望世界是怎样的，而它实际上是怎样的，这之间应该存在差距。客观性的概念很有用，它提供了方法来思考一种差距，即任何个人或群体所希望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应该存在的。
6、关于考虑到的异议
“为什么不干脆保留旧的客观性概念来要求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相反地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它，而非概念本身应该改变？为什么不认为，应该转变的是科学方法的概念而不是客观性？”
这些替代性的问题是有吸引力的，愿意有几个：首先，很明显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都想从研究结果中拔除性别偏见和男权主义偏见。他们想要的研究结果不是”忠于基因”——女性或男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难道不希望在研究成果中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中立，也就是传统的客观性吗？
此外在重要的方面上，广义的认识论和做研究的方法具有相同的结果，或者至少彼此之间有深刻的牵连。一个不对“如何获得知识”来作出规定的知识理论，或者一个“不来自于知识如何产生和从已经产生的理论中获得知识”的规定，会有什么意义？所以为什么不对科学界所认为的科学方法进行适当改造，而保持客观性的概念不变呢？为什么不认为立场理论最终完成了由哲学家们在几十年前开始又放弃的、对”发现逻辑”的追求呢？他们呼吁对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化”，将发现的情境和所论证的社会实践纳入其规则和推荐程序的适当领域中。科学方法必须被理解为回到发现的情境下开始，在那里，科学”问题”被辨认，大胆的假设被推测。然后”从边缘化的生活出发”就成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中立客观性的方法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持：一些立场理论家始终把他们的工作作为一种认识论和一种研究方法来交替谈论。尽管这种选择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它的吸引力还不足以让人相信只有方法、而不是客观性的概念，它应该被重新概念化。首先，这种策略使人们认为有可能在研究结果中获得价值中立性，这看起来很合理。它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可以以某种方式摆脱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但在新的科学社会研究中这似乎不再合理了。
其次，这种策略是我们偏离了分析我们被认为真实和错误的观点是如何具有社会原因的。因此，再次导致我们去假设知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关键区别。这会使那些被科学家判断为最客观的研究结果看上去没有社会原因，而只是我们精心打磨的镜面思维中对自然界印象的结果。于是，知识客体与知识主体再次变得不同。真正的知识主体与单纯的意见主体不同，是无实体的、在社会上是不可见的，而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对象则牢牢地置于社会历史之中。因此，脱离了“强客观性”的“强方法”路径，它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根深蒂固，这种对立既扭曲了现实、又在剥削边缘化人群的方面有很长历史。“强客观性”的方法将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假定差异置于社会历史中；这也呼吁对这一假设进行科学解释。
第三，这种策略使反思性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而不是立场理论家（也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将其转变为一种资源。观察者确实改变了他们所观察的世界，但拒绝加强客观性的概念。这使得自反性总是威胁着客观性，而不是也作为最大客观性的一种资源。
最后，”仅用强方法”的路径必须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去激活那些研究成果中被视为大忌的价值观、利益和政治，这至少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很可能令人疑惑。至少指导求职者出去重组社会生活的做法是很奇怪的——正如人们必须做的那样，从边缘化的生活开始思考这种被禁止（和困难的）行为——以便在研究结果中实现价值中立。立场方法希望从研究结果中消除支配性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以及成功的殖民地少数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对女性以及男性气质的忠诚要通过女性主义研究来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结果是价值中立的。后人或者现在其他人会向我们指出，它仍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所作出的各种独特假设。
总的来说，这些缺点超过了”只用强方法”的优点。
新社会运动能否”两全其美”？他们能否拥有完全社会情境化的知识？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总结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能的话，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最大化他们观点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