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意义是共同的灵感、信念、庆祝活动等的意义的一部分。它不只是被分享,而是共同的参照世界的部分。


《什么是艺术作品?》

查尔斯·吉尼翁
李旭,张东锋译

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和大地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运作而言都是必要的。神庙必须净化且整合诸多实践——它必须是“统领一切的”(all-governing)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物事它抵制理性化。这种抵制彰显在艺术作品真正的物性中。这种物性不是偶然的。神庙要求由石头做成以表明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一个由钢铁做成的庙不会起作用。同样,一出悲剧要求诗的音调以创造一种共享的情绪并因而敞开一个共享的世界。

日常实践要对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并把我们联结为一个共同体,它们就必须是参与者所聚焦和坚持的。克里夫德•格尔(CliffordGeertz)和查尔斯·泰勒讨论过这一重要现象。例如,葛茨描述过巴厘人社会中斗鸡的作用:

关于把人收编入固定的等级并且因此把集体生存的主要部分组织到这一收编中来,它提供了一个元社会性的解释。它的功能,如果你想这么叫它的话,是解释性的:它是一种对巴厘人经验的巴厘人解读,他们关于自身所讲述的故事。

海德格尔把这一解释性的功能叫作“真理安顿自身于作品”,凡是扮演这一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一件艺术作品。在他对艺术作品的阐释中,海德格尔举了希腊神庙的例子。神庙决定了对希腊人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因此有了凯旋与耻辱、灾祸与福祉的有意义的差别:

正是神庙作品才首度接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凯旋和耻辱、坚忍和堕落从人的存在那里获得了命运的形态。这一敞开的关联性语境统领一切的伸延之域,就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PLT42;GA529)

那些其实践由神庙所彰显和聚集的希腊人生活在一个诸神、英雄和奴隶构成的道德空间里,这样一个道德空间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方向和意义。以同样的方式,中世纪的大教堂使得作为一个罪人或一个圣者的存在得以可能,因而向基督徒表明拯救和地狱的维度。

在别的例子中还可以是,人们知道自己立于何处以及必须做什么。海德格尔会说,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理解的每一次改变中一种文化都会获得新的艺术作品。于是不同种类的人的存在和事物显著了。对希腊人而言,显著的是英雄和奴隶以及了不起的事物;对基督徒而言,是圣徒和罪人、报答和引诱。在古希腊不会有圣徒。至多可能会有任所有人践踏的虚弱之人。同样,在中世纪也不会有希腊风格的英雄。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异教徒——由于否认他们对上帝的依赖而破坏社会的骄傲的罪人。

海德格尔将他的艺术作品观念普遍化,认为“必须总有某种存在在公开场(疏明域)中,某物必须存在,以便敞开性能够立足并获得其持久性”(PLT61;GA548)。让我们把这样的特殊事物叫作文化范例吧。谈及一个聚集起诸多实践的范例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较一下格尔茨:“这种将日常生活的混杂经验带向聚集,正是斗鸡……所完成的,它因此也创造了可以称为范例性的而不只是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事件。”

一个文化范例聚集起一个社群分散的实践,把它们统一到行动的连贯的诸可能性中,并为那些能够根据这一范例进行行动并彼此关联的人们提供支撑。当扮演这种功能的时候,艺术作品就不只是表象或复合,而是实际上产生出一个共享的领会。正如葛茨指出的:“四重唱,静物写生画以及斗鸡不只是对一个预先存在的类比地再现的感觉的反映;它们是感觉的……创造和保持方面积极的承载者。”

查尔斯·泰勒所见略同,当他区分分享的意义(sharedmeanings)——他称之为主体间的意义——与“其分享为集体行为”的共同意义(commonmeanings)时:

共同的意义是共同的灵感、信念、庆祝活动等的意义的一部分。它不只是被分享,而是共同的参照世界的部分。或用另一种方式说,它的被分享是一个集体行为……

共同的意义是共同体的基础。主体间的意义给予一个民族一种共同语言去谈论社会实在以及对某些规则的共同理解,但是只有通过共同的意义这一共同指涉的世界才包含了重要的共同行动、庆典和情感。这些就是每一个人在世间共享的对象。这就是造就共同体的东西。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表明科学家按照这样一种榜样或范式从事他所谓的常规科学操作,而范式乃是工作得很出色的杰出榜样。现代科学的范式是牛顿的《原理》。所有人都同意牛顿看到了典范性的问题、给出了典范性的解决,并且为他的主张提供了典范性的论证。因此,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认识到,只有就他们的工作模仿牛顿的工作而言,他们的科学研究才是干得好的。

牛顿的范式后来被爱因斯坦的范式所取代。这样一种范式转变构成了一次科学革命。在这样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处理事物。正如库恩指出的,他们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他们仍然相信和评价不同的事物,但是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主张范式指导科学家的实践且范式不能被解释为一系列的信念或价值因此不能被陈述为一个标准或规则方面,库恩相当接近海德格尔。

正如库恩提到的:“科学家们通常并不追问或辩论什么使得一个特定的问题或答案正当地(legitimate)诱使我们去设想——至少直觉地——他们知道答案。唯一的暗示是,既非问题亦非答案被感受为对他们的研究是重要的。范式也许先于任何—套可以从它们里面毫不含糊地抽离出来的研究规则,比这样的研究规则更有约束力、更完全。”

库恩进一步指出“具体的科学成就,作为专业热诚的集中体现,先于各种可以从中抽离出来的概念、法则、理论和观点”,他补充说范式不能被理性化:“共享的范式对于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后学者而言是一个基本的单元,这个单元不能完全还原为在功能上也许可以代替它的逻辑原子构成。”

范式不能被理性化而只能被模仿,这对范式的权威而言是关键的。它要求范式以背景性实践的方式起作用,照此科学家拥有一个世界。这也使得科学家们有可能以心照不宣的方式达成认同。

然而,库恩告诉我们,当科学革命发生的时候,范式本身成为冲突性解释的焦点,每一种解释都试图理性化和辩护自身。同样,海德格尔认为一件有效力的艺术作品对一个共同体是如此重要,因此人们必须努力让作品疏通连贯以使得每个人在他们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追随它。

但是艺术作品,像科学范式一样,建立了一种对这种理性化的抵抗。只有当具体事物被用作可以从特定的范例中抽象出来的潜藏的信念或价值系统的象征或代表的一个例子时,任何一个范式才能被条分缕析和理性化。但是,范例之必要性的整个要害正在于没有这样的系统,有的只是共享的实践。

海德格尔把使得作品明确、连贯和具有融摄力的文化关切叫作作品的世界面相。他把艺术作品及其相关实践抵制这种总体化的方式叫作大地。

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和大地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运作而言都是必要的。神庙必须净化且整合诸多实践——它必须是“统领一切的”(all-governing)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物事它抵制理性化。这种抵制彰显在艺术作品真正的物性中。这种物性不是偶然的。神庙要求由石头做成以表明人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一个由钢铁做成的庙不会起作用。同样,一出悲剧要求诗的音调以创造一种共享的情绪并因而敞开一个共享的世界。因为它由石块或音调构成,艺术作品表明要紧的东西不能由信念或价值系统所掌握。文化范式的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它所组织起来的实践的抵制理性化和总体化都包含在海德格尔的大地思想里面。

大地不是被动的物质,但是正是通过抵制将范式的要旨抽象化和一般化的企图而进入存在。因为任何解释都不能彻底抓住作品的意味,艺术作品由此建立了大地与世界之间的争斗。这一争斗是意义内在于人的实践的方式的一个必要方面。在它所建立起来的产生了一个文化的历史的解释的冲突中,它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争斗。

接着海德格尔将文化范式的观念从一件艺术作品推广到任何能够聚集和更新文化实践的在疏明中的存在:

真理将自身建立于由它开启出来的存在者之中,一种本质性方式是真理的安顿自身入作品。真理发生的另一种方式是建政立国的行动。真理获得闪耀的又一种方式是邻近于那种不只是某个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真理奠定自身的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真理生成的又一种方式是思想者的追问,这种作为存在之思的追问命名着值得追问的存在。(PLT61-2;GA549)

人们可以辨认出与犹太人立约的上帝和十字架上的上帝。此处也提到建立国家的政治行动。例如,美国的联邦宪法,如同一件艺术作品,必然聚集起让它变得明确、持久和可以适用于各种场合的诸多努力,当然,它的滋养力正是因为它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释。国家的建立也可以指涉诸如希特勒这样的魅力型领袖的行动。这一可能性将成为我后文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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