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愿望的耐心而缄默的分娩中，发生了表达的悖论
梅洛-庞蒂将含混的、模棱两可的现象称之为表达的悖论，这些现象同样出现在胡塞尔的表述中，法国现象学家们经常以格言的形式将胡塞尔的这一表述作为例证。
《笛卡尔式的沉思》一书的第16节，胡塞尔集中探讨了以心理学为导向的现象的恰当起点，他说：“开端，是尚还缄默无声的经验，为其自身本有的意义带来纯粹的表达。”在这一表述中，胡塞尔反对以经验的感觉材料和整体形式取代提出经验的意义问题的立场。
对于现象学家而言，没有什么的显现比开端更为明显；现在依然是这样，此处隐含着一个困境。胡塞尔谨慎地限制他的要求：经验，也就是说，依然缄默无声。事实上，如果经验是全然缄默的，它将只能允许与之相关的事情被说出，不存在经验发现自身的意义。第一个词妨碍了经验的纯粹，经验已经被玷污，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归于自身或者介入自身的外来的意义。
全然缄默的经验只能保持沉默。相反，如果经验自身已经能够去说，他已经能够表达它自己。“纯粹的阐明”从根本上不能说出任何未曾说过的事情。因此，言语是会在它自身的语言屏障之内交织并且不会越出语言自身的设计和结构，还是会转而成为他自身的呢喃。
在一份将所有事件引向决定性关头的材料中，即福柯的《话语的构序》，他将现象学引向一个除非投靠一种懒惰的调和，否则将炸裂为碎片的位置。福柯在传统的“语言恐惧症”或者（像我们也能够说的）话语的遗忘之下区分了三个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共同来看。
首先，构建性主体用他的呼吸使得语言的空洞形式变得生动并且渗入空洞的事物。其次，一种原初的经验表明它与话语保持着一种原初的共谋：“事物的呢喃已拥有一种意义，这一意义是仅能由我们的语言获得的。”最后，可能性在于“普遍中介”的主题，这一主题允许我们在任何时间重新发现理性的迁移；话语只不过是“诞生在它自己眼睛之中的真理的微光。”
如果，在处理普遍中介的课程中，所处理的事情都是语言，这一演讲就并不是太迟；但是作为“已经在运作的话语”，它堕入它自身的回声之中。当然，福柯在这里提到了典型的问题，而并没有提及特别的著作或者作者。因此他拒绝将他此时的现象学著作划入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或黑格尔哲学的诱惑，同样地，我们不应该栖身于这种可能但最终无效的游戏之中。真正的问题是审慎地观看事物本身令人困惑的处境。
福柯从梅洛-庞蒂那里承继而来的语言思想远超出他本人曾承认的，梅洛庞蒂不是一个高级的裁缝，毋宁是一个精通一般差别的微妙渐变和细微差异的大师。当他援引胡塞尔以上著名的表述时，他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这一问题。他将这一表述译介为一种简短的形式：“经验，沉默的话语涉及它自身纯粹意义的表达”。谨慎的“也就是说”消失了；经验开端的难以捉摸退回到表达经验的通道的难以捉摸。随着梅洛-庞蒂的工作，我们已经发现自己置身于第三条路上。这第三条路将其自身显示为作为过渡的一条通道，这一通道不将我们引向开端亦不将我们引向终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梅洛庞蒂在最变化多端的文本中援引了胡塞尔的导向性陈述。
在《知觉现象学》的导言中，这一表述出现在梅洛-庞蒂思考本质还原的途中。与晚期的胡塞尔一样，梅洛庞蒂在这里描述了通向本质的观念的方式，而这一方式是通向活的经验的事实性的间接方式。“胡塞尔的根本目的注定是要将所有经验的生活关系带回，就像渔网将悸动的鱼和海藻一同从深海带回一样”（PP x/xv）。人们可能会反对，认为渔网捕捉到的这一“悸动的生活”在支撑生活的因素之外。但是在这里，梅洛庞蒂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事情的本质，这一本质追随事情本身，这一本质被唤为普鲁斯特而不是柏拉图。
在他晚期的课程演讲中，梅洛庞蒂写道：“已经被称作普鲁斯特的柏拉图主义是给予一种必不可少的关于知觉和生活世界的表达的尝试”（RC 40/93）。
这一本质的引用回到了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这一经验并不始于“有待制造的语言”（IV 168/126）但是也从语词自身的基因中为其提供意义并且因此从事物中剥离语词。仅仅谈论经验使得事物缄默无声，而不是有助于它们达到自身的表达。
当我们在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中再一次遇到胡塞尔的这一表述时，其呈现为一种实践的，甚至政治的色彩。在一个较长的注释中，胡塞尔所谓的意义的发生被当作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与萨特所做的“完全的、无根的主动性”相反，这一方法延续着一种“在经验中已经开始”的运动（AD 186/130）。
因此，在这里它是一种方法，通过一种“在世界之间”的符号和通过用“方法的景观”围绕自身，从而将经验引向其表达。
在之后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这一方法的景观被凝结在一种“本体的景观”中（VI 137/101），事实上，在一个决定性的通道之中，我们再次遇到这一导向性陈述。这一通道即在梅洛-庞蒂发展一种关于经验的哲学的章节（审问和知觉）之中，这一经验保持在本质、事实和疑问的思考之中，即开始和结束都在沉默之中；他通过将哲学描述为”沉默和言语再次转化为另一个……：‘经验……仍然是缄默的，这一缄默的经验将自身本有的意义带到纯粹的表达之中’”（VI 171/129）。
另一指责反对“语义学的哲学关闭了语言就好像它只能说出关于其自身的东西：语言仅仅居住在它的沉默之中”（VI 167/126）。因此，相同的表述作为早期的《知觉现象学》的主旋律，通过一种历史哲学的方法，将梅洛-庞蒂引导至晚期的转向语言哲学的本体论。最初的悖论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得到解决；相反，它变得更为棘手并成为一种“存在的悖论”，这一悖论绝不会仅仅像“男人的悖论”一样，任其自身被追溯至我们认识论的失败。
表达和创造
遵循胡塞尔的“导向性陈述”，梅洛-庞蒂紧接着谈到一种“表达的悖论”，即表达的事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一种“自相矛盾的事业”。同样地，言说是表达的一种“奇迹”（奇迹，奇观），一个“圆圈”，一个“谜团”，或者是一个“神秘之物”。我们必须询问这个悖论是什么，必须询问通过“悖论”和“奇迹”等词使得什么能够为我们理解，以及梅洛-庞蒂怎样处理这一悖论。
表达的悖论首先居于表达的活动和表达本身的事件中；因此，表达居于实际的表达和表达的内容的关系之间，换言之，表达居于表达的内容和它自身的意义、方法、形式的关系之间，简而言之，在“有待表达”的东西之中，已经有一些东西被表达出来，无论它存在于一种确定的语言之中还是存在于对于一切确定的语言都在前的前语言（前语言）之中（VI，168/126）。
广义上，这里的表达也包括身体表达，甚至包括表达事件的内容。这一悖论产生于表达事件的内部张力，这一事件既不是均质的亦不是能够简化其自身内容的。对于梅洛-庞蒂而言，悖论一同向其逼近，他将创造性的表达纳入一个普遍的范围，这一范围从孩子表达他自身的第一次尝试到公共领域的表达，再到诗的艺术和其他语言的表达，并且最终到科学标准形式的表达。“表达在任何地方均富有创意，并且表达的东西总是与之不可分离”（PP 448/391）。如果我们谈论一个表达的创造，而不是有创造性的表达，那么表达和创造就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正如在胡塞尔的“引导性陈述”中一样，在这里两种极端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么将表达的事件当作一种纯粹的动作和纯粹新的创造，要么相反地，将其当作一种纯粹的激情和纯粹的再生产。表达的事件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这些要么是纯粹创造要么是纯粹重复的极端，但是不能够达到其中任何一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们能够将纯粹的创造描述为一种未说的言说或是一个完全能够从话语的秩序中免除的陈述，而纯粹的再生产将与没有言说的已说相一致，一种纯粹的陈述将仍然会汇入同一的言说的事件和已说的秩序。纯粹的创造性的话语将说不出任何东西；纯粹的重复性的话语将无任何东西可说。
将创造性的表达描述为一个悖论，意味着此问题中表现出相互矛盾的方面和相互矛盾的确定性的现象，既不能被转换为一种统一的确定性，也不能被淹没于一种更全面的或者更高的确定性之中。如前所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这一问题理解为关于动作和激情、未来与过去、新与旧以及开端和结束的相互矛盾的确定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将表达的事件当作假定了一个行动者的表达活动，那么他就会看到“谁”和“什么”以及表达的客体和表达的主体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一悖论不同于逻辑悖论，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通过在客观语言和元语言之间做出区分将其解决或者通过区分克里特岛的悖论将其澄清。这一悖论属于，或者说，就是“事情本身”。在这方面，梅洛-庞蒂沿着克尔凯郭尔的脚步，克尔凯郭尔曾从所有投机性的调和中，分离出了时间性和永恒性以及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一种在存在上与怎是相关的思考，无法在与何是相关的思考中找到任何位置。对于梅洛庞蒂而言，在一种进行（faire）中的表达的事件是具身化的（PM 59/41）。
在表达中，发生了一些事情，通过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进入了表达，开端是交错的。整合不是一种思想，但是在过渡-合成的形式中，这种整合已经发生（faite），这种整合保持在这一过渡中同时并不将其推向另一位置。如果我们回到众所周知的“作为事情的事情”的区别，表达的事件就精确地意味着一些事情成为一些事情，而表达的事件是作为即将出现的意义被发现的。这一被表征为“奇迹”、“谜”和“神秘”的奠基性事件对于一些反理性主义的形式而言无所作为，而对于一种“超自由主义”而言，这一事件避免了将“有待完成”的原因的事实废弃。甚至像莱布尼兹一样的前理性主义者，也在说理性的奇迹，当胡塞尔使用“理性的奇迹”或纯粹的我思和纯粹意识时，他也接受了“奇迹的奇迹”这一口号。当梅洛-庞蒂谈及语言的奇迹时，这一奇迹仍旧如它曾令人惊讶的样子保留在事物的初次显现中。作为“第一个事实”和“最终的事实”，它不能派生自任何其他地方，既不是通过实证主义的解释将一种新的意义追溯至已经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从而呼吁一种“内在于知识的首要形式”的绝对知识（PP447/390）。尽管经验主义的解释与因果思维相关，其中意义最终变成了数据和事实序列的拼接，唯理智论的变体则终结于本体论的——逻辑的推论，也终结于以一种被遮蔽的形式已经在此之物的显现。未曾说出的终结就等于尚未说出的所言。如果我们将精神的内在生命假定为表达行为由此开始的领域，那么表达就被完全降低为一种表达式，这种表达式使得内在的印象显露在外。表达的事件将在这种外化的形式与内化的形式之间分裂。梅洛-庞蒂认为不是这样，他坚持一个原初的事实：“有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仅仅作为我们能够说“有一种意义”（PP 342/296）或者“有一种理性”（PP xv/xix）。一种思想，作为表达的思想，经常与涉及到“所表达的奠基性的缄默”的自我保持距离（PP 449/392）。这一“奠基性的缄默”再次使我们回忆起普鲁斯特，他在《过去的记忆》中要求“真正的书”不应当是白话和闲谈，而应该是黑暗和沉默的后代。来到光线中的事物并不站在光线之中，而是站在一个被阴影围绕的区域。
表达和含混
我们仍然必须弄清楚在没有解决这一悖论时该怎样处理它，我们该如何将其引入我们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一种“积极”思想，并使得这种思想既不会导致一种新的实证主义，也不会导致一种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在此，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含混，当梅洛-庞蒂在“好的”含混与“坏的”含混之间做出区分时，没有人比他更好地认识到这一含混。他的含混的哲学首先是一种关于“既不……也不”的否定哲学。活着的身体（Leib）既不是心灵也不是躯体（Köeper），既不是观念也不是实在，表达的事件既不能被缩减为经验的实在也不能被缩减为精神的形式。如果有人尝试着将这一否定哲学改写为关于“不仅……而且”的积极哲学，此处将仍然会有一种“坏的含混”，也就是说，是一种“殊相与共相的混合，一种内在和外在的混合”。
就像笛卡尔的灵魂和身体的交织（permixdio），这一混合物仍将遵循理性和自然等异质性原则；新的东西也将仅仅成为旧的东西或已经被给出的东西的成分。在这里，我们不能详尽地检查出这一责难或自责是否应当或者是否足够公正。无论如何，在早期梅洛-庞蒂处出现了一种明确的倾向，这种倾向旨在减少表达的谜，从而有利于经验的先在性，也有利于事件的被动性。原初经验的实体化，面临着朝“第一哲学”的传统形式敞开的风险，也为一种仿佛置身镜子的房间之中的循环论证所困扰。《知觉现象学》中的一些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例如，人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感觉反馈给我的东西仅仅是我曾给予它的”或者“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世界，并且世界也选择了我们”（PP 248/214，518/454，my emphsis）。
梅洛庞蒂在1952年法兰西学院的工作规划同样澄清了这一点，即他再次企图从确切无疑的困境中脱离出来。在这一关系中，是表达的现象本身向外开启了通道。对于梅洛-庞蒂而言，一个“好的含混”依赖于表达的现象，“那是，一种自发性，这一自发性完成了表面上看起来的不可能，将分离的因素带进我们的思维之中，并且将大批单子全部带到过去和未来、自然和文化的单一通道中”。表达本身在与一种传统现象的模式对抗。在共时性的视域和历时性的视域中，过渡均作为表达而发生；自然过渡到文化之中，过去过渡到未来之中，外来之物过渡到自身之中，反之亦然。在这一通道中，“能够将迄今为止缄默生存的世界带入言说之中的逻各斯”遇到了“知觉世界的逻各斯”。这种从一种逻各斯到另一逻各斯的过渡，换句话说，也就是梅洛-庞蒂在随后称之为，一种从“内部的逻各斯(λγος XνδιVθετος)”到“外部的逻各斯(λγος, πρ οnορ\χος)”的过渡(VI, 224/170)，这一过渡发生在表达之中。从“转向”一词当下被使用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改变是不存在“转向”的标志，更准确地说，梅洛-庞蒂更加彻底地试图重复他自己的开端。
在这一全面的思考进程中，回到表达的现象的重要性，在梅洛-庞蒂自我批判的著作《可见的不可见的》中获得了更明显的强调。这一突出的批判聚焦于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也就是说，沉默的我思，这一概念引导我们去思考的，不是语言如何可能，而是语言为什么不是不可能。“这里保留了从知觉的意义到语言的意义、从行为到主题化的通道问题” (VI 229/176)。更准确地说，这一通道发生于表达之中。
梅洛庞蒂操作化的表达概念
为了维持从分离到异质的合成或从崩溃到强力的联合的创造性表达的悖论，表达的事件必须与其自身相区分并从中区分出来。这一悖论来自于我们将之归于确定的表达运动的多种差异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系列操作化的概念，即在梅洛-庞蒂说出表达的表达性，以及因此间接说出现象的现象性的地方。
1.偏离（déviation, écart)。正如梅洛-庞蒂经常强调的，每一种创造性的表达都是间接地从某一侧面，而不是直接地从正面获得。所有的结构都根植于表达的区域，在表达之中，它们与其它结构的区别要么更大要么更小。它们从置于“合乎逻辑的形变”的形态的表达的确定的等级中偏离出来，成为梅洛-庞蒂对马尔罗和胡塞尔的形式主义的回应。这种偏离能够拥有更大或更小的范围。表达的事件在相对新和相对旧之间踌躇不定，这一踌躇取决于偏离是否置身于一种前给出或应当作适当调整或自我绽出的结构。完全的新或完全的旧只有在作为表征新与旧极不相同的决心的极限值时，才能够被纳入思考。事实上，确切说来转换整体的偏差是微妙并且难以为人察觉的，就像地基被冲蚀或石头碎裂开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地允许自己脱离已划定的类别，从而在自身之中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这就像在普鲁斯特身上发生的一样：普鲁斯特脚下的鹅卵石的感觉使得普鲁斯特的讲述者回忆起盖尔基特的街道并使得一个被遗忘的世界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2.翻译。经验自身的表达说明了翻译或解释的工作，这一观点也已经在普鲁斯特的文本中找到。这一“内部的文本”，经验，不是通过作者而被创造，而是通过他得到翻译。“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就是翻译家的职责和任务”。在梅洛-庞蒂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讲座课程，即处理话语问题的课程中，当他表述时，他开门见山地谈到了普鲁斯特：“确实没有人像普鲁斯特一样，将一个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即言语的谜，带到了表达之中：言说和写作意味着翻译一种经验，这种经验通过一种本身称之为堡垒的语词经验从而构成一个文本” (RC 41/94; cf. also PP 445/380)。梅洛-庞蒂引用了《寻找》（Recherche）的段落，其中对经验本身的“内部的书”的阅读被理解为一种创造行为。这种创造性的翻译和创造性的阅读的矛盾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即阅读既不是简单地发现一个原初的文本，也不是简单地生产一个文本。一个表达了所有事情的表达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而一个没有东西需要表达的创造也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表达的事件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就像从源语言向目标语言翻译而没能消除两者之间的鸿沟一样，表达将外在之物转换到自身之内，而没能超越不可置疑的异己性。一个完美的翻译，即能够使得源语言被遗忘的翻译，将不再是一种翻译。一座桥梁可能在这里被建起来，原因在于瓦特本杰明的语言概念即产生自翻译的精神。
3.事后(Nachträglichkeit, delayed effect)
4．表达（Excess）
作为回应的表达
一个从自身中区分出来的表达的事件，从未拥有其全部的意义也不曾达到其全部的潜力；它从未完全处于其自身之中，直到它到达一处与自身完全陌生的位置。如果它不能将一些完全处于自身之外的事物引入自身，那么这一客观实在性就必定会侵入表达本身。对这样一种表达的事件负责的哲学必定有其“自身的异化”(EP 50/30)；这一异化并非来自于我们之外，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之内。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话语和行动为事实条件所限制，而且意味着它们均被笼罩于一种被动性和激情之下，我们不能根据我们曾经依赖的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来设想这一点，也不能作为对比来反对动力（energeia）或行动。这一点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其证明是最困难的。表达的事件是如何发生并止步于行动之中？什么是经验的关键，谁“本有的意义被其自身带至表达之中”？这个动名词——“带来”（die zu bringen ist）；（qu’il s’agit d’amener）；”“（that it is the issue to bring），即越过纯粹的表达行为的可能性并且引导梅洛庞蒂在一条新的路上同时思考表达的谜和事实的发生的短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符号》的引言中我们读到：“有需要说出来的和还只是在约定物体的世界中的一种明显焦虑的东西”(S 27/19, my emphasis)。这种焦虑，即一种从未在“已发生的真相”中遗漏的焦虑，究竟来自何处？
如果梅洛-庞蒂放弃了这一有些开放的问题的答案，这并不会使我们惊讶。“读出的真相”和“表达出的真相”并无不同，即意味着普鲁斯特与其作者形成对抗(Recherche, vol. 3, pp. 878, 882; Remembrance, vol. 3, pp. 912, 916)。
一种想要说的惯习提供了一个答案，即“将要和想要说”的惯习，这意味着，这种惯习追溯到了胡塞尔的意义意向并且深埋于一种想要说和想要表达的愿望之中。在那种情形下，在表达的悖论之下有一种“意向”（intention），这一意向跃出被给予的意义和有效的语言含义(PP 445/389)，而这一“将表达”即为梅洛庞蒂称之为别处的东西(EP 88/55)。
然而，在这一概念下，某种平衡已经被建立了起来，原因在于“想要说”（vouloir-dire）中的言说已经完全严肃地超越了纯粹意向(cf. S 112/88–89)。一种意向使得自身实现为一种想要去言说，仍然取决于“什么语词想要去说”（what the words want to say）(PP x/xv)。意义意向采取了一种间接的形式，“冲破”了意向，这种冲破就像水中的枝条，浸入一种异己的媒介之中。
活着的言说——身体（Leib）——在一种运转的活的语言的媒介中获得了实现并且取决于一种“物理”语言的表达意义，这种物理语言即身体（Körper），它最终引导我们到达一种逆转现象。总而言之，“什么事情想要去说” (PP x/xv)成为被表达的东西。它在我开始之前已与我一同开始（it begins with me before I began）的事实，恰当地定义了我的活着的身体——身体（Leib）——的自发性，这一活着的身体导致了一种有偏见的剥夺和对主体言说（partial）的剥夺。这种想要说（vouloir-dire）延伸到某种前言之中，在这一前言中所有的事物和因素均参与其中。简单的“我说”并不会转变为一种“它说”或一种“语言说”，并且迄今为止它发现了自身的去中心化：“言说超出我们自身，并且迄今为止我们均在言说” (PP 459/401)。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符号》导论中的方法进行部分的调整，从而使得梅洛庞蒂更像海德格尔：“所言之物和所思之物好似‘相似’（comme），是由于我们并未拥有但拥有我们的言说与思考”。这一“相似“使得梅洛庞蒂避开了一种本有的弯折（Kehre）。
所有这些争论都建立在梅洛-庞蒂的文本之上，这些文本出现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一种“身体”（leiblich）存在论的语言忧虑到一种“身体”（leiblich）结构的忧虑。新的忧虑在一种并未完全实现其自身可能性的创造性表达的要求中达到顶点，只是再次接受了一些确定的可能性并搁置和放弃了其余之物。这一表达的有选择性的模式表明其自身是一种“好战的表达”，这种“好战的表达”经常有一些暴力的时刻，原因在于，事实上，这些确定的可能性的实现并没有能完全为其辩护并拥有支持自身的理由(Cf. PM 183/131, 195/140, 197f./142)。表达的暴力与其自身的偶然性相反。这一看法说了很多，但并不是全部。可能性的增殖将带我们趋近福柯和德勒兹。如果说动力指的就是强力的游戏，那么涉及表达事件的动力问题就真正获得了解决，也就是说，它并不会真正得到解决，原因在于一种“同性恋实证主义”将切断所有更深入的问题。
但是，梅洛-庞蒂表达概念的另一方面，将变得更为重要，并即刻凸显出来。表达拥有的形式不仅仅是创造性的，而且是一种反应激烈的表达。具体而言，在提到表达的悖论的本体论的现象学诠释中，我们发现了如下的简明方法：“在愿望的耐心而缄默的分娩中，发生了表达的悖论” (VI 189/ 144)。愿望（Désir）不是一种能力（volonté），在愿望之下没有能够成为其源出发生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