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哲学一直寻求的不是主宰生存，而是寻求成为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的回响与共鸣
在《哲学赞词》的“东方与哲学”中，梅洛-庞蒂引用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一段话：
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习惯千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被丢掉了……
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郭象……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对此，梅洛-庞蒂评论：
选文来自；梅洛庞蒂：《哲学赞词》，杨大春译。
当然，在西方哲学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基督教的主题持续着。正像有人（列为·斯特劳斯）说过的，或许应该再一次处在一种文明中，以便在停滞不前的假象下面洞见到发展与历史。然而，要将基督教在西方的延续与儒教在中国的延续进行比较是困难的。在我们中间持续
着的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哲学，它是对于一种经验，对种种谜一般的事件的整体进行的叙述和沉思：它们从它们自身中反复地产生出哲学转化的要求，而且，事实上它们不停地使各种哲学得以产生，即使在认识到了其中之一的优先性的时候也是如此。
基督教主题只是酵素而非圣物。对于儒家传统中伪经的大量衍生，对于公元三、四世纪新道家中各种主题的混杂，对于世代中国文人都为之献身的这些总体清理与调和的狂热工程，对于从朱熹(1130-1200)一直延续到1905 年科举考试被废除时为止的这一哲学正统，我们
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比较的东西吗？假如人们进入到这些学说的内容之中——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中国哲学的外在形式最终取决于它所表达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有哪一种西方学说曾经同样严格地教导过微观与宏观的协调，甚至曾经不顾禁欲主义的蔑视为每一事物和每一个人确定了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位置和名称，曾经把“矫正”作为基本品德加以界定吗？
人们有这样的感受：中国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懂得理解或认识的观念本身，他们没有向自己提出过对象在理智中的发生，他们不寻求去把握对象，而只是在其原初的完满中唤起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在他们那里区别开评论与评论的对象，包含与被包含者，能指与所指；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概念都暗含着格言，格言同样暗含着概念。
如果这是真的，在这种本体论中和在这种不分节的时间中，如何发现一种轮廓，一种生成，一种历史？当这些哲学家全都围绕着同一个远古世界转（不是寻求去思考它而只是去使之呈现）时，如何圈定每位哲学家提供的东西？中国哲学家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魅力，人们不能够部分地进入其间。要么人们借助历史、风俗和文明初步入门，中国哲学于是变成为这一没有内在真理的历史奇迹的种种上层建筑中的一种；要么就应该放弃理解。就像人所制造和建立的所有东西一样，印度和中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就像所有的制度一样，这些制度等待着我们去辨别它们的真实意义，它们不会将意义完全提供给我们。中国和印度并没有完全掌握它们自己之所说。为了拥有这些哲学，它们需要寻求把握它们自己以及其余的一切……
……
有关中国的照片如果停留在一些秀丽的风景方面——也即停留在我们的剪辑、我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上，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个难以渗透的世界。相反地，假如一张照片力图简单地捕捉到正集体生活着的中国人，那么，他们开始不合常理地处于为我们而生活着的状态，我们也就理解他们了。那些看起来抵制概念的学说本身，如果我们能够在它们的历史的和人性的背景中去把握它们，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找到人与存在的种种关系的一个变种，这种关系就我们自己、并且作为一种倾斜的普遍性给予我们以启示。印度和中国哲学一直寻求的不是主宰生存，而是寻求成为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的回响与共鸣。西方哲学或许能由它们学会重新发现与存在的关系、它由以诞生的原初选择，学会估量我们在变成为“西方”时所关闭了的诸种可能性，或许还能学会重新开启这些可能性。
问题：梅洛-庞蒂是怎么看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的呢？
冯友兰在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在作者的协作下，美国汉学家德克·博德 (Derk Bodde）（1909-2003) 将其译为英文；40年代末，《中国哲学简史》（删减本）出版。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研究所毕业生纪尧姆·邓斯海默（Guillaume Dunstheimer）将其译为法文，前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家戴密微（Paul Démieville）(1895-1979)为其作序，法文书名为：Préci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戴密微是汉学家沙畹的弟子，与伯希和和亨利·马伯乐是同门师兄弟，1921年来到中国，1924年-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教授西方哲学、佛教史和梵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