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化的现实，与其说是贫困化，不如说是工人的知识的丧失，工人倾向于成为没有技能的纯粹劳动力，除了维持生计的需要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的工作动机
文献来源：Mort à Discredit: Otium, Negotium, and The Critique of Transcendental Miserabilism. Bernard Stiegler, Disbelief and Discredit, volumes I-III，Parrhesia: Journal of Critical Philosoph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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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诋毁》（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的三卷本已经全部被翻译为英文：《工业技术的颓废：怀疑与诋毁（第一卷）》（The Decadenc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Disbelief and Discredit）；《心怀不满的个人组成的不可控制的社会：怀疑与诋毁（第二卷）》（Uncontrollable Societies of Disaffected Individuals: Disbelief and Discredit）；《资本主义精神的迷失：怀疑与诋毁（第三卷）》（The Lost Spirit of Capitalism: Disbelief and Discredit） 。
这一系列作品旨在探索贝尔纳·斯蒂格勒先前的和平行的系列作品《象征的苦难》中描述的一种现象，即象征的和精神的“苦难”（misery；misère）。贫穷、苦难、匮乏（poverty, misery, destitution）会在下述状况中显现出来，即当精神化的符号使用者（spirited symbol-users）（又称人类）的诸种表达模式和个体化模式（modes of expression and individuation）被收编（co-opted）不断地与之相连、被反复地改变路线并且最终使其汇聚于
一种全球一体化的生产和消费的计算系统（a computational system of glob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在技术上，通过普遍的数字等价物（universal digital equivalence）（二进制系统）与电子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相联系，并且通过这种联系直接与物流和生产系统相衔接（articulated with）（条形码和信用卡使得对产品和消费者的追踪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超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epoch），一个由超细分的“项目”分类（“外科手术般的”精准营销，即组织消费）实时运作并主导的时代 。
第一卷的四章，第二本卷的五章，以及最后一卷的两章和十页的结论（第二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卷，第一卷为第二卷阐述的问题提供了关键的定义和解释，第三卷是根据前两卷中提出和阐述的各种分析对《资本主义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进行的批判性阅读）考察了这一点——我们目前的状况——并且探究在这种“不可能”状态的“僵局”中什么才可以被称为个体化的战术技巧 。
在一个全球甚至是后-行星规模（post-planetary scale）的数字中介和技术网格化（digital mediation and technical reticulation）的时代——一个全球变化由技术创新而不是政治博弈所决定的时代——对消费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被动采用（reactive adoption）导致了一场危机：对政治的积极力量丧失信心或信念。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这个社会是由通过语言与行动（words and deeds）来相互沟通的人们为了共同的公民精神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所创造的。相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超-资本主义的（hyper-capitalistic）和技术-同步的（technologically-synchronized）的超级消费时代（age of hyper-consumption）：一个通过商业（而不是政治）先发制人地、集体地收编人口——剥夺他们的个体化能力（denying them their power of individuation）——以达到社会经济控制（socioeconomic control）的目的的社会。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这种全球状况导致我们的个体化能力（capacities for individuation），我们的“智慧”（savoir-faire）和“生活”（savoir-vivre）——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和知道什么构成“美好生活”的能力——的普遍贫困，甚至是可能的灭绝。此外，正如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他的论文《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1958年） 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条件下的技术的工具化观点也阻碍了人类存在者（human beings）对其存在的技术条件的理解和肯定，尽管他没有明确关注我们目前的行星/后行星状况。
《怀疑与诋毁》可以被视为斯蒂格勒通过技术学问题并作为技术学问题（through and as the question of technics）重新思考“政治”的总体项目的典型表达（即他对一种技术学的政治哲学的发展（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ics）。我们的目标是概述 《怀疑与诋毁》中的一些关键概念（休闲/otium、非休闲/negotium、虚无主义/nihilism、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斗争/struggle、希望/hope、独异性/singularity、口是心非/duplicity、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ility、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虚构/捏造/fiction/fabrication）以及提出一些支持和进一步推进斯蒂格勒论点的附加概念（例如，超自然/hyperstition和mètic transduction）。
在第一卷的开篇，斯蒂格勒阐述了他的核心信息，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通过消费实现工业化”的全球模式已经失败。今天，民主国家正面临着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无论是“一切照旧”的轻率态度（cavalier attitudes）还是（相反的）对“改革”（reform）的严肃态度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建议，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将我们自身投射到一个新过程的发明中（project ourselves into the invention of a new process）”，即“超国家的心理的和集体的个体化（supranational 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
但是，怎么办呢？从一开始，斯蒂格勒就批评那些试图控诉或免除（indict or absolve）美国的“知识社会”模式的方法，以及那些天真地或有意地为公共权力已经过时和衰落的观点制造烟幕弹或灵丹妙药的方法。通过宣传和欺骗（propaganda and deception），这些方法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公众的政治权力必须被消费者的购买力所取代。
对斯蒂格勒来说，“消费是在公民关系中的一种断裂（consumption is a rupture in the relation to citizenship）” ，这在战略上导致了民主的政治实践的解体。与这种试图通过将消费主义作为任何和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end；telos）来获取和控制公共权力实践的战略欺骗相反，斯蒂格勒提出了“发明”（invention）的概念：应用一种战术性的口是心非（tactical duplicity）释放在任何和每一个人类行为中起作用的创造性和多样性的倾向（the creative and multiplicitous tendencies）。
通过这种方式，口是心非也开启了双重性（duplicity also opens onto duality），即任何（看似）程式化或决定性倾向的分裂、倍增和分支（splitting, doubling and branching）。
通过发明新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再生产一种消费和生产的程式化文化，充分利用的口是心非被转化为艺术性（artfulness），即人类据以相互联系并与技术对象相联系的力比多创造力（libidinal creativity）。
当口是心非为公共权力服务时，它提供了更新集体个体化和公共斗争-能力（collective individuations and public struggle—capacities）的手段，斯蒂格勒宣称这些能力位于民众（demos）权力（或“统治（rules）”：kratos）的核心 。如果人类在超-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age）还有任何希望，口是心非的斗争就是游戏的名称，并且在这方面（作为一种积极的和生产性的力量）口是心非失去了其所有的更消极和/或虚无主义的内涵，成为斯蒂格勒的希望之源。
就像他反复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样，斯蒂格勒将古希腊的希望或elpis概念与eris概念联系起来：“斗争——战争是其极端的版本——但是，在和平时期也会更加隐秘和安静地（stealthily and silently）进行” 。
对于斯蒂格勒（就像对于希腊人）来说，斗争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可以是方向正确的也可以是方向错误的（well-directed or ill-directed）：
“个体化的过程是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但这种战争是通过希腊人称之为eris的社会-心理竞争来被遏制和被转变的（contained and transformed）——向着永远可能的最佳状态（ariston）的提升。但eris总是会变成毁灭性的斗争，变成不和（discord）。
因此，作为动机的ariston是口是心非的：最好的可能包含最坏的（the best may contain the worst）” 。换句话说，当被变革性的政治斗争（transformative political struggle）所引导时，口是心非可以是“好的”和“富有成效的”——而不仅仅是“破坏性的”。这遵循了斯蒂格勒总体的“药理学方法（pharmacological approach）”：他从“毒药”和“治疗”（poisons and cures）的角度思考政治活动。
与古希腊的语言——“前苏格拉底式的、悲剧性的思想风格” ——保持一致，斯蒂格勒在其整个作品中都转向了这一点，在转变政治斗争的意义上的口是心非与Marcel Détienne 和 Jean-Pierre Vernant在1974年的《理智的技巧：古希腊的mètis》（Ruses de L’Intelligence: la Mètis des Grecs; Cunning Intelligencein Greek Culture and Society） 中研究的mètis（诡诈的狡猾、棘手的策略和“口是心非”（duplice）的转向或加倍）相一致。
在希腊语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ia）和埃庇米修斯（epimetheia）的精神 与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中的泰坦神的呼应中，我们希望将《怀疑和诋毁》的口是心非带入mètis的概念，泰坦神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pro - mètis/metheia/mathèsis和epi-mètis/metheia/mathèsis）就是以这个概念来命名的：
这两个人物/兄弟/他者处在斯蒂格勒的主要作品和他正在进行的分析的起源处——斯蒂格勒和他之前的希腊人一样，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人性希望的礼物（gift of hope for humanity）（“毒药”和“治愈”）。
“绝望”一个条件是，在此之中，没有空间和时间进行斗争——因此，超-工业的超-同步化（hyper-industrial hyper-synchronization）带来了可怕的威胁。
通过后两个术语，斯蒂格勒指的是 20 世纪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工业（a new kind of industry）”：一种在功能上致力于营销和宣传的产业，在此，“文化”成为“工业活动的战略功能”，从模拟传输技术（尤其是最初的广播）、节目工业（尤其是随后的电视）和（最终的和目前的）先进的数字技术 最终使得人类行为的“实时”的同步化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欲望衰减（attenuation of desire）。
超-同步的消费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直接导致无产阶级化（The globalization of hyper-synchronized consumerist cultural capitalism directly leads to proletarianization），斯蒂格勒将其重新构想为人类感知的实时的大规模机械化（the real-time mass-mechanization17 of human perceptions） ——他在别处称之为“感性的无产阶级化（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sensibility）” ——同时，由于工作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 of work），人类创造力和知识也大量丧失。“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指的是工人的知识（“智慧（know-how）”：savoir-faire和savoir-vivre）在整个社会中的丧失：
无产阶级化的现实，与其说是贫困化（pauperization），不如说是工人的知识的丧失，工人倾向于成为没有技能的纯粹劳动力，除了维持生计的需要（need to subsist）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的工作动机。如此一来，工人就变成了无产者，这也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是工人（the worker becomes a proletarian, which also means that the proletarian ceases to be a worker）[……]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强加给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来完成的[……]正如工人成为无产者（workers-become-proletarian）后发现自己被剥夺了通过他们的工作，即通过他们的“知道-如何做”（savoir-faire）来加工世界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work the world），消费者也失去了他们的“知道-如何生活”（savoir-vivre）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是（being）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存在（existing）的独特方式。
在 《怀疑和诋毁》的第一卷 中，斯蒂格勒宣称“欧洲正在把自身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Europe is in the course of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gigantic museum）”，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与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布克奖获奖作品《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中所描绘的方式并不一样。
在这里，斯蒂格勒不仅（至少在精神上）呼应了巴恩斯，也呼应了已故的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后者认为文化正在被“购物中心文化”和“远程购物”所取代，这相当于对文化的背叛和非人性化（a betrayal of culture and is dehumanizing）。
这种新的精神——象征的和精神的贫穷/poverty、苦难/ misery、毁灭/ destruction、匮乏/destitution，以及它对世界的“购物中心”化或“博物馆”化（its ‘mall’- or ‘museum’-ification of the world）——借助于超-工业的超-同步的广播媒介（hyper-industrial hyper-synchronized broadcast-media），像黑暗一样以光速传播 。
因此，工业民众（demos）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空间将通过远程-技术学和远程-技术（tele-technics and tele-technologies）——它们是“远程行动”（远距离行动）的主要工具，可以使得远程控制的信息数据库导航成为可能，从而获得文化数据储备（可以说，这些数据根本就不再是“文化”）——重新配置（reconfigured）。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这是一个控制社会模型的一般化和具体化（the generalization and concretization of a controlsociety model），在这个模型中，所有过程——国内的和专业的，以及军事的、警察的、科学的、后勤的和消费者的——都变成了远程控制和算法管理。 作为远程行动（tele-action）的工具，超-工业的超-同步的广播媒介将成为数字捕捉和控制人类意识的手段和媒介：
这就是为什么微软公司……从1997年起就明确地以控制数字电视为目标：在那一年，这家全球公司的副总裁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宣布，世界上有十亿台电视机，几乎可以触及到地球上的每一个意识……几乎就在蒙迪发起他的任务，即由微软创建一个基于多媒体技术的新电视系统的同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宣布“传教士住在好莱坞（missionaries live in Hollywood）”。
就像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十年前在Videodrome（由好莱坞环球影业发行）中描绘的传教士一样，是“阴极射线任务（The Cathode Ray Mission）”的代理人（参见：柯南·伯格1983和《怀疑与诋毁》（第一卷），第21页），斯蒂格勒也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任务（missions）问题；“也就是说，精神战争（spiritual war），即使这场十字军东征自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非法当选后，已经转变为一场‘常规’战争” 。
没有eris（斗争/struggle、冲突/ conflict、争论/ contention、竞争/competition），就不可能有任何条件的ariston（改善/ betterment、提高/improvement、改进/amelioration），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elpis（希望/hope、期望/ expectation、抱负/aspiration）。然而，超工业化的超-同步化恰恰“拉平（levels）” 和“清算（liquidates）” 了那些点（那些时间和/或空间），“在那里，它是一个通过eris 而介入战斗（engaging in combat）并且实现个体化的问题”，在那里，“赫拉克利特称之为anelpiston”能够出现（anelpiston，例如，“意料之外的……然而却是任何的期望的对象，即任何的elpis的对象” ）。
《怀疑和诋毁》的前两卷分别以两则题记（a pair of epigraphs each）开始（在第三卷的那十页结论的开头则以三则题记“结束”） ，而允许elpis出现的eris在前两卷的第二则题记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怀疑和诋毁》中明确指出，eris的“敌对力量所要求的伤口（wound）”本身就是“疯狂”（意料之外的和无法估量的）之爱的化身——这则题记摘自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的《疯狂的爱》（Mad Love: L’Amour Fou）——通过Joë Bousquet的存在主义感叹，即“我的伤口在我之前就存在（my wound existed before me）”以及“我生来就是为了化身为伤口（I was born to incarnate it）” ，《怀疑和诋毁》的第一卷隐晦地指出了这一点。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Bousquet的感叹体现了一种超越当今的“民粹主义” 的悲惨主义的绽出（flowering），在某种意义上，Bousquet的题记可以看作是贯穿《怀疑与诋毁》的elpisian愿景的初步迹象：克服其他令人沮丧的条件（crushing conditions）（在这些条件下，人们很可能“放弃”而不是“克服”甚至“推翻”它们），并通过“过剩（excess）”——也就是“超越（exceeding）”——现存的‘事实’来克服这些条件，以便作为这些条件的“无法通约的……过剩（incommensurable […] excess）” 而存在（so as to exist），或者，正如斯蒂格勒所说，实-存（ex-sist） 。
Bousquet的瘫痪本来可能使他处于一种“悲惨的人类存在（miserable human being）……不再感觉到他实-存（he ex-sisted）”（《怀疑与诋毁》第一卷第48页描述的凶残的理查德·杜恩（Richard Durn）的情况），但他却与“那些……可能导致他不再是其自身，不再实-存（to no longer ex-sist）的东西” 作斗争，他决定站起来而不是放弃——即使他已经瘫痪并且卧床不起，也要站起来（“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生命；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站起来了：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一名作家，他写下了他的伤口” ）。
在《怀疑与诋毁》的其他地方——在三卷本中——斯蒂格勒用口是心非（duplicity）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行为（“口是心非（duplice）：翻译为‘duplicity’不仅包含口是心非的回声，还包含重复和多样性的回声（echo not only of duplicitousness but also of duplication and multiplicity）”，译者写道 ），Bousquet double- 处理他被给予的手，通过他们的过度缝合或 - 用信仰和可信度的语言，怀疑和诋毁，而不是伤口和缝合 - 通过他们的过度迷信，使两种相反的倾向发挥作用。 Hyperstition 这个词与迷信相呼应，但又摆脱了（实际上超越了）迷信，它定义了使自己真实的虚构（真实与虚构相遇，实际上融合的难以察觉的交叉），虽然它是一个陌生的术语，作为一个概念，它对它来说并不陌生。
事实上，它抓住了其论点的一个关键维度——可以说是它的创造性关键，它的熔炉——“因为决定取决于虚构”和“只有人们相信它才会存在的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