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方法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
授权信息：本文转载自竱肇的微信公众号，已获授权，原文链接：《德勒兹哲学原理》
除了德勒兹继承的哲学纲领之外，我们还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哲学偏好，他的哲学品味。德勒兹的名字经常与斯宾诺莎的名字一起被讨论，正是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以无与伦比的清晰度表达了德勒兹的偏好。毕竟，斯宾诺莎是以“综合性方法”著称的哲学家。
一般来说，综合方法与解析方法构成了一对相互对立的关系，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在此不做过多赘述，这两种方法都涉及到哲学理论的阐述方式。
解析方法
解析法是从给定的事实开始（即从结果开始），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得出原因，代表性的创造当然就是解析几何。
综合方法
与此相反，综合法是从那万物起源的第一原理开始的，换句话说，它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对笛卡尔来说，解析方法才是通往真理的正确途径。
然而，德勒兹则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看到了综合性方法的顶峰，他认为这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EPS，159-60/144-7）。
乍一看，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是穿越了相同的路径，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然而，当我们考虑到综合性方法有其特有的困难时，这种可翻转的对称性就被打破了。
它希望有一个原理作为它的出发点，但这个原理却又不能是预先给定的东西。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原理呢？确切地说，是通过一种分析程序。在得到这个原理之后，达到这个原理的程序就被归入综合性方法本身的准备部分。
综合性方法的定义
换句话说，综合性方法的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是：从“向原理的回归”到“从原理出发得到的进步”的这种方向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综合性方法不是解析方法的简单镜像。因此，这两类系统[综合性的和分析性的]可以在结构上加以区分，这样一来也比那种简单的对立更为深刻（”Gueroult’s General Method for Spinoza”, in DI, 147/203）。
为了阐释综合性方法的这一面向，德勒兹无数次地提到法国哲学史家MartialGueroult（1891-1976）的作品《费希特科学学说的演变和结构》（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Science，1930）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甚至一直用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随着原理对其进行的完全吸收，分析方法的在原理中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每个阶段，（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总是断言，由于一个原理必须只依赖于它自己，这一点导致分析方法不应该追求别的目标，而应该追求它自身的消亡；因此，它确实明白了这样一点：只有建构性的方法（the constructive method）才是有效的。(Gueroult1930:174)
运用分析法首先要的是回归原理；一旦得到这一原理，其回归用的分析性程序就被放弃了。这种方向转变方式在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都可以看到。
德勒兹对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评价很高，虽然费希特的评价受到了一些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在历史之中命途多舛）。
事实上，德勒兹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内在性：一种生命……》（uInmanence：ALife
），提到了费希特对先验领域的定义（TRM，390/360）。
他对费希特非常感兴趣的原因很可能是，像斯宾诺莎一样，他是一位自觉而坚定地遵循着综合性方法的哲学家。
还有一位哲学家被德勒兹作为综合方法的实践者备加推崇：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在《从萨克斯-马索克到受虐狂》（From Sacher-Masoch to Masochism，1961）这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德勒兹指出了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并赞同荣格的“综合性方法”的可能性。
与费希特相对于康德的低下地位极为相似，今天荣格的声誉也落后于弗洛伊德。尽管如此，在诸如《千高原》和《对话II》等文本中，德勒兹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了荣格的重要性（参考E. A. Bennet的《What Jung Really Said》，1966）（D, 80/98; TP, 30, 235/42, 288）。
这一评估的背后可以看出，德勒兹视综合性方法为基础性的东西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