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去做丧失自由的交易
知觉现象学
前 言
《知觉现象学》的“前言”是梅洛庞蒂应布伦茨威格（巴尔巴拉语，埃洛阿证实）或爱弥尔·布莱耶（张尧均语）的要求而写，“目的是向对这一思想潮流还不太熟悉的公众界定现象学”（巴尔巴拉_2007）；在施皮格伯格看来，这一前言包含了“梅洛庞蒂关于现象学的意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论述”（现象学运动_756），它“将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独特的重新肯定和重新解释结合在一起”（ibid）；杨大春在《杨大春讲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主题转换”一章中系统阐释了前言的脉络。
原文：什么是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在胡塞尔最初那些著作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还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显得有些奇怪。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伽达默尔认为“几乎每一个可以划到现象学运动中去的学者都提出过‘现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对问题的回答都各不相同”，在此视域下，重提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A）现象学有可能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哲学方法？哲学本身？哲学风格？哲学运动？（B）存在哪些可能的现象学的实现形式：描述心理学、本质现象学、现象学心理学、超越论现象学、发生现象学；（C）现象学自身能够以及应该接受哪种或哪些本质的规定性：现象学的首要问题是澄清“现象学描述相对于科学解释和观念论构造的优势”（Key concepts_17）；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超越论还原和本质还原；对现象学的主要误解是“本质”概念；现象学的主要发现是意向性和意向性结构；现象学的主要目的是达到某种“统一”；（D）对于现象学，我们能够期待什么：“现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待阐明的命题？一个有待划定边界的判断？一种纯粹意愿或可能性？一种纯粹哲学？就现象学而言，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一个问题：现象学是什么？托德韦恩（Ted Toadvine）认为，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将其方法确定为现象学，甚至将哲学本身的完善形式等同为现象学反思”（Key concepts_17），尽管在《可见的与不可见》中，梅洛庞蒂“对其早期的主体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视角”（Key concepts_18），但他始终“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自胡塞尔开始的努力的继续”（Key concepts_18）；序言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对他的方法的解释的概述”（Key concepts_18）。
身体-知觉意识/
第二，哲学家没有一个对于现象学的定义？不是；哲学家没有就“现象学是什么”达成共识？不是；哲学家陷入对现象学的误解？不是；没有得到解决指的是现象学自身的悖反性没有得到澄清。
因此，尽管梅洛庞蒂并未在此为自己的现象学划定界限，但是，我们可以窥见其“现象学”方法的基本指向。他的目的在于揭示出“现象学”本身的四重“悖反”，即“它是对诸本质的研究，却又关注生存/实存；是悬置世界之实存的哲学，却又从另一面重新认识始终已经在那里的世界的特征；是想要成为一种精确科学的哲学，却又使自己奠基于对我们的经验的直接描述之上”（巴尔巴拉_2007），以及它试图“对我们的经验进行一种直接描述（description）”，却又向着“发生现象学”和“建构现象学”靠近。
悖反一：本质与实存
原文：现象学是关于本质（essence）的研究，据此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对本质，例如对知觉（perception）的本质、意识（conscience）的本质，加以界定。
一、为何“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这一规定指向的是胡塞尔的定义，即现象学是“对本质加以界定”的哲学：在1902-1903年《关于认识论的讲座》中，胡塞尔将“对自我统觉的彻底排除”、“扬弃对现象一般的个体统觉”和“将现象学建立为本质研究”（逻辑学和认识论引论_梅勒_2016）具有同等意义（都是现象学的基本任务）；在1906-1907年《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讲座》中，尽管胡塞尔不再承认前述规定的地位（即不再将“对自我统觉的排除”视为根本性的），但是，他所关注的仍是“现象学作为本质研究的可能性”（逻辑学和认识论引论_梅勒_2016）；1908-1909《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讲座、1910-1911《逻辑学作为认识理论》讲座以及1912《现象学引论》的讲座等都将现象学视为本质研究，并且在这一本质研究中将“现象学的被给予之物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最终在《观念I》中给质料存在论、形式逻辑学和形式存在论都加上了括号；在1913年《观念I》中，胡塞尔开篇就完全肯定“纯粹的或超越论的现象学将不是作为事实的科学，而是作为本质的科学（作为‘艾多斯’科学）被确立”（观念I_P3），它确立“无关于事实”的“本质知识”（观念I_P3），而且，作为“wesen”的本质并不能够完全表达出它的现象学含义，所以需要采用“Eidos”这一外来词，即“εἶδος”；《第一哲学》、《现象学的心理学》、《危机》、《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均是如此，只是界定得更为严格。
二、胡塞尔意义上，现象学所界定的“本质”指的是什么？本质即“形式一般性，非实在性，也即抽象”（李幼蒸_观念I_431）；尼斯大学现象学家拉维涅也认为从1911-1912年开始，胡塞尔坚定地采用“本质”（eidos）一词取代之前用过的“观念”（Idee）、“属”（Spezies）或“一般”（das Allgemeine）等词，现在，“本质”被视为所予者，它“是一观念性的客体，它最终可形成一种属的确定内容，但它首先被规定为原初的、先天认知的一种样式的相关项”（观念I_428），它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在“直观实体中显现的‘观念’形式的关系”（李幼蒸_同上）。
三、梅洛庞蒂意义上，现象学所界定的“本质”指的是什么？寻找某物的本质指的不是将其自身“从实存中分离出来”（PP_X），而是恢复它与“经验的全部生动关系”（PP_X）。
四、“现象学”如何对本质加以界定？通过本质直观的方式。
原文：但现象学也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把本质重新放回到实存（existence）中，认为我们只能从人（homme）和世界（monde）的“人为性”（facticité）出发理解人和世界。
一、我们如何理解人和世界？（1）科学。科学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是通过“确定实体间的因果联系”给出关于知觉、思想、文化和历史的解释（Key concepts_22）；（2）哲学。哲学要求放弃这样一种对“原初世界经验的”理所应当的解释（Key concepts_22）。正如Ted Toadvine教授所说，“只要一个现实是被经验到的，那么它就是被知觉到的，并且，它总是‘为我’所知觉到的”（Key concepts_20），离开作为知觉者的“我”，就不可能触及“被知觉世界”的问题。
二、哲学如何谈论人的本质？
通行的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所肯定并被阿奎纳继承的方式，即人有一个本质，这个传统的研究已经很多了。
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放弃的方式，即人并没有一个本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
正如对于笛子演奏者、雕刻家或任何工匠，以及，一般来说，对于这些从事某项工作（ergon）和活动的人来说，善和“好”似乎（包含）在这项工作中，因此，对于人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如果对他来说确实有某种类似于一项工作那样的东西的话。或者（我们必须说）对于木匠和鞋匠来说，有某种工作和活动，对于人来说，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他生来就没有工作（argos）？
阿甘本认为，亚里士多德很快就避开了他在ergon（有特定的工作）和argos（没有工作）之间的犹豫，通过区分生命的不同形式——营养生命、感觉生命和实践生命，他将人的特定工作定义为“一种生活的形式，一种‘特定的生命’，按照逻格斯行动的生命” 。阿奎那在评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时，认为“人不可能具有一种本质的无所事事，就好像他没有适当的功能一样” 。
阿甘本：希腊语中的argos是表示“无作”（inactivity）的词汇，它并不包含任何否定或负面的含义，而是指向人的纯粹潜能的存在，即人是一种从根本上来说缺乏其ergon的存在。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认为，人具有一种本质的无性（nothing-ness），即一种天然的缺陷，尤其是免疫的缺陷，这就导致人具有一种潜在的解体效应，即很容易在外部环境的威胁中丧失其存在。因此，霍布斯开创的政治虚无主义旨在用一种“更为强大的无性‘遮盖’实体的无性，这种更加强大的无性，恰恰具有能够消除前一种无性的潜在的解体效应的功能” 。
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纯粹的“有”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本质，纯粹的无是不被考虑的，实存恰恰是处在中间状态。实存（existence）不是存在，不是绝对存在，而是偶然的存在或暂时的存在，所以弗莱德·多迈尔认为，“‘实存’这个词也许是意指非存在（non-being），但不是从完全否定的意义上来说的”（主体性的黄昏_175）。梅洛庞蒂表示，“超越客体与虚无的关联之后，哲学将起点置于‘此实存（there exists）’，置于对‘某物’、‘非无’的‘开放’”（法国高校演讲选读_1952-1960_63\64）。
那么，如何把本质重新放回到实存？梅洛庞蒂认为是认识到并恢复本质与实存之间的原初关系，就是从“人为性”的角度阐明人与世界的关系。
三、人为性？facticité/factuality，包括“事实性”（factuality），“偶然性”（contingency）以及“人类实存的难以消除的条件（the intractable conditions of human existence）等含义。这一术语首先为费希特所用，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指事实和事实性（factuality），19世纪的实证主义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在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看来，“facticity”是指那些抵抗解释和阐释的东西。新康德主义者将“facticity”与“ideality”（理想性）相对立，如同哈贝马斯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20世纪的诸多大陆哲学家，尤其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论者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也经常在各自的具体话语背景下使用该词。海德格尔用“实际性”（facticity）这个词来代替生命哲学所使用的模糊而有歧义的生活概念，以及雅斯贝尔斯和克尔凯郭尔所使用的“生存”概念。萨特和波伏娃用该词来指称对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为真的事实总体，指称在人类自由存在和被限制的情况下，所有的具体细节。近来的哲学家如阿甘本、让-吕克·南希和François Raffoul等也对这一术语有着新的用法。“Facticity”在梅亚苏挑战关系主义哲学有关思想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梅亚苏将“facticity”（实际性）界定为“对于一切现实而言的理由之缺乏”，换句话说，“facticity”是为任何存在提供一种终极根据的不可能性。在梅洛庞蒂这里，“人为性”意味着人与世界在“前反思自然中的牵涉（invol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