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是一本积极的、立场性的作品。
原文： Jean-François Lyotard,”Energumen Capitalism,”. Semiotext(e) , Volume 2,Number 3,1977,pp.11-13.
虽然书名是“反俄狄浦斯”，可这本书不是一本批判的书。这是一本积极的、立场性的作品。就像《敌基督者》它的话语里铭刻着充满活力的立场。在这里，对敌人的否定不是通过扬弃（Aufhebung），而是通过忘却（oubli）。无神论不过是以否定形式持存的宗教，是宗教的现代形式（在现代性下保留宗教的唯一办法）。同样地，批判也成了它的对象的对象，置身于批判对象的领域。一旦它开始挑战批判对象的维度、目标、位置，它就接受了这些维度、目标、位置。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书里，我们能看到他们对“逾越”这一范畴的蔑视（因而也暗藏着对巴塔耶的蔑视）：要么我们转身就走，别浪费时间搞什么批判，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敌人的位置之外；要么我们一只脚在里边，一只脚在外边，看似在批判“否定的积极性”（positivité du négatif），其实是“积极性的虚无”（néant de ce positif）。
在费尔巴哈和阿多尔诺那里，我们发现的就是批判的无能（non-puissance）。马克思在1844年说，社会主义不需要无神论，因为无神论问题在立场上和宗教问题相同，它就是批判的问题。这问题的重点不是否定性，而是立场（问题的立场）。在无神论（马克思所谓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需要跨越什么障碍，不需要批判；需要的是移置（déplacement），欲望游牧至别的空间，另一装置（dispositif）开始运作。这个装置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它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批判了“原来的老机器”（vieille machine）。出于同样的原因，下文的内容也不是某种批判。
这本书辜负了人们的期待，或者说，正因为书的夸张标题造成错觉的效果，它要极力颠覆的东西，恰恰是它不曾批判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当然不是说，这本书没有颠覆它反对的精神分析。相反，这本书/这个机器的机制的各种不同运作背后（不管涉及弗洛伊德，还是涉及马克思），始终都有同一个立场。马克思默默掩盖的东西，和弗洛伊德默默掩盖的东西一样严肃、一样重要。它们都遭遇了《反俄狄浦斯》那熊熊的烈火。
一方面，这本书/这个机器从精神分析装置中脱离出来，揭露精神分析装置，对本应流入移情关系（relation transférentielle）的力比多进行翻转和投射，塑造出“元国家”的妄想形象（figure paranoïaque）。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形象是精神分析装置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本书这个机器抽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流，把它割裂成片段，一声不响地摧毁了马克思主义装置的各个部分。不过，实际上，对这两位“老东西”（Vieux），这本书是一视同仁的。力比多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互相沟通的所有方式，其实都是力的转化（force de transformation），因而是力的分离（partance en puissance）；反过来，弗洛伊德用力比多掩盖政治的方式，马克思用政治掩盖力比多的方式，我们都应该避免。因此，我们必须对精神分析没意识到的政治的东西进行颠覆。
这本书的明显主线是，反俄狄浦斯即反国家，反对精神分析无意识呈现的专制形象（figure despotique）。而且，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没意识到的力比多解放出来。这种力比多受到辩证法政治和经济灾难的束缚，受到商品拜物教和劳动自然性的束缚。
不过，事实上，这本书是反俄狄浦斯，而不是反政党（如果我们假定，社会政治层面的政党，对应着肉体层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样是不是夸大了精神分析在调节资本（Kapital）流通的压抑机制中的重要性？这种辛辣的批判（virulence critique），是不是言过其实了？这样一来，左派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把这本书变成一个小玩意儿（gadget），一种时新的商品，把它中立化了？它的振聋发聩之处，不就正在于它的沉默之处吗？为这本书献上我们的小文章，是想制造一些流（flux），商人和/或政客不能对这些流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我们就重述了这本书所说的东西，说明它是“把握”资本主义内部的新力比多形象的最强烈产物之一。
马克思主义表示：存在某个极限，某个界线，越过这条线，资本之流的组织就会消散；货币和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对应群体，以及相关的参数也会失效。正是最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增长之下，我们遭遇了这一界线，使得生产和流通的装置岌岌可危。这是因为，这一装置不肯放弃更多能量的涌入，不肯放弃对资本（生产关系）的“管制”体系。
一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都建立于此，都追寻这种极限、这种界线、这种链条。它追寻这种摇摇欲坠的基石，追寻最薄弱的一环，或者对整个建筑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样的政治就是界线的政治，是否定的政治。它需要有一个不受资本控制的“外部”。资本把价值规律延伸到新对象上，或者重塑老对象（它们以前是按照“手艺”的复杂规矩进行编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编码，或者按照古老野蛮的文化进行编码），对这些对象进行编码，让它们成为除了可交换性没有其他限制的现代“对象”。与此同时，资本自己遭遇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
那么，这一界线是什么呢？是信贷流和生产流的不匹配吗？是商品数量和偿付货币数量的不匹配吗？是投入资本和预期利润率的不匹配吗？是预期生产力和实际产量的不平衡吗？是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对等吗？是（劳动力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及其生产过程中的实现和转化的？是利润率的下降过程吗？是壮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吗？或者说，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指出，国家加强了（因利润率下降而低迷的）投资动力，而人数众多的工人逐渐远离革命起义的愿景（因此，共产党不得不在实践上把这种愿景从纲领中删去，而把自己呈现为某种清一色体系中的好主管）？
这些考虑不光是思辨的，它们也是实践的、政治的。他们来自一整个世纪的运动的遗产。这就好比1860年的时候，人们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思考旧制度社会的矛盾，思考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中给出的方向，思考波拿巴的历史作用，思考国王统治的法国和皇帝统治的法国有什么根本差异。人们最终发现，这一切不能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在的启蒙运动中寻找，而要在工业革命中寻找。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事情也是如此。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距离，不像社会主义的话语说的那样：差异不在于苏联的力量，不在于工人更加能决定经济和社会，更加能决定生产、语词、思想、物体的。差异在于吞噬一切的（sociophage）国家机器对这些事物的掌控（tenure）。这种掌控是沙皇制度一般冷酷的，是理性的（即非理性的），（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是次级的。国家机器吸收了公民/经济/智识社会，从各种流通渠道渗透进来，浇筑上官僚式猜疑（suspicion bureaucratique）的水泥。没有任何社会波动，没有任何民意代表；相反，只有集中、集权、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