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已经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尼采？
原文：Ben Ware, Dialectic of the Ladder, 2015, pp. 57-66.
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为什么说《逻辑哲学论》打破了哲学与文学的分离？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把握其中的文学与伦理学的相互关联），就必须弄明白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以及它的总体目标——让读者“正确地看世界”。
正如布赖恩·麦吉尼斯所说，虽然维特根斯坦敬告读者“它不是一本教科书”，可它实际上写得“正像一本教科书”。这是一种“典型的讽刺”。一行一行文字的严格排序，模仿了“《数学原理》（以及遵循数学原理或欧几里得原理的所有作品）的逻辑排序”(McGuinness 2005:301)。
不仅如此，按数字排序给人“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为整本书增添了线性进步的色彩”（Friedlander 2001:10）。
但是，在本书结尾，作者要求读者认识到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并且把它们丢开。于是，他否定了这种逻辑排序。也就是说，《逻辑哲学论》的结构让读者自以为爬上命题的梯子取得进步，结果却发现这种进步是幻相。
事实上，《逻辑哲学论》没有提出任何一种哲学进步，而是希望读者的视野发生全新的改变。
因此，《逻辑哲学论》的文学特征的根本一点是：通过本书的形式，它试图让读者自以为获得哲学上的清晰性。按照这一策略，它让读者获得各种看似有意义的哲学观念，结果在第6部分证明这些观念是无效的。
在此处，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文学-辩证方法”，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用假名创作的那些作品。在《吾书之观点》（1859）中，克尔凯郭尔说：“这种幻相绝不能直接摧毁，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才能彻底除掉它。”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使用假名是通过“欺骗”进行的“教导”活动。他写道：“我们可以为了真理而骗人，而且（像苏格拉底一样）可以让人自以为得到真理。事实上，只有这么做，只有先欺骗他，才可能让幻相中的人获得真理。”（Kierkegaard 1939:39-40）
在《逻辑哲学论》中，困惑与清晰，幻相与觉醒同样也交织在一起。这种相互交织，可以用《评弗雷格〈金枝〉》中的话来总结：
“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的。这就是说，人们必须揭露错误的根源，否则听到了真埋也毫无用处。当其他东西占据了真理的位置，真理就不会出现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科拉·戴蒙德描述了《逻辑哲学论》引领读者从错误到真理的那种戏剧式方法。她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想象中，自己故意说无意义的话，诱导人们跟随他（Diamond 2001:157-160）。
就像朱丽叶特·弗洛伊德说的，一旦进入读者的想象力，维特根斯坦的办法就会震撼她，“让她惊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思想的不确定性”(Floyd 1998:87)。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一面镜子，“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以及它的各种缺陷，并且借助于这面镜子而使思想得到端正”。
这样理解之后，《逻辑哲学论》的文学意义便体现出来：它不仅起到智识作用，而且引起情感上的震惊——先是详尽地描绘读者自身的哲学欲望，最终让读者反观自身。
所以说，维特根斯坦的目标不是阐明，而是刺痛（Allison 1967:460）。
他不是证明人们说的话无意义，而是利用无意义来辩证地反对无意义。这种策略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在发表《逻辑哲学论》10年后，又在《大打印稿》中再次强调：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表达所有的虚假思想过程，典型的是读者说“是的，那完全就是我用来指它的方式”。描绘每个错误的外观。的确，如果他人承认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他的感情，那么我们就只能确信他犯了个错误。//如果他（实际上）承认这种表达是正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因为只有当他承认这是如此，它才是正确的表达。”
在这里，关于《逻辑哲学论》末尾使用的“惊恐”策略，多讨论几句是有益的。在1939年的《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本雅明把“惊恐”定义为现代都市生活无处不在的感觉：
“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
波德莱尔说一个人扎进大众中就像扎进蓄电池中。他给这种人下定义，称他为一个装备着意识的Kaleidoscope（万花筒）。爱伦·坡的过往者东张西望，他只显得是漫无目标，然而当今的行人却是为了遵照交通指示而不得不这样。从而，技术使人的感觉中枢屈从于一种复杂的训练。”
不过，对本雅明来说，惊恐是真正辩证的。一方面，它涉及异化，以及经验的贫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它进行摹仿，让它成为唤醒技术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无论是胶片上断断续续的画面，还是闪光灯下跳动的相机快门，都可以对个人造成震动，避免个人陷入惯习的思考和观看模式。
在未完成的作品《拱廊街》中，本雅明用文学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现代的这种惊恐。他把各种引文（拱廊，时尚，无聊，收藏家，内部世界，波德莱尔，马克思）“星丛式”地排列起来，形成一系列电击或爆炸，从而引起读者的惊恐，导致醒着的意识的状态。
在本雅明看来，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光要（在商品资本主义的“梦中世界”中）醒过来，而且要把握梦境和清醒的重要区别：
“在醒来的过程中对梦境成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典律。”（Benjamin 1999:464）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重要关联。《逻辑哲学论》一书大部分是以紧凑、匿名的风格写成的。书中的观点不是提供给读者自行选择——不是读者可以赞同或反对——而是（欺骗性的）无可置疑的一系列陈述。
比方说，开头的一段话：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世界为事实所规定。为其即是一切事实所规定。因为，事实的总和规定发生的事情，亦规定未发生的事情。”
可是，第6部分又用第一人称推翻了这些说法：
“理解我的人，当其既已通过这些命题，并攀越其上之时，最后便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
通过这种转变，维特根斯坦突破了理论匿名性的障碍，从而直接与读者对话。在此处，“无意义”就像本雅明的“闪电”，让读者进入哲学的清醒状态。就这一瞬间而言，读者仿佛突然从高处坠落，会产生无根、焦虑的感觉。
不过，关键不在于读者丧失了这些无意义的句子，关键在于“丢掉梯子之后”读者踏上了新的台阶：原来束缚读者的这一图景依然鲜活生动，可读者现在知道它是欺骗性的，它能让读者以新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哲学欲望。
哲学即诗歌
在1933年的手稿中，维特根斯坦这样描述哲学与文学的关系：
“我认为，我的下面这句话总结了我的哲学态度∶我们的确应当把哲学仅仅作为诗歌来写。”
这个谜一样的论断，该如何理解？
首先，我们要知道维特根斯坦原文的动词dichten。dichten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写诗”。所以，维特根斯坦想表达的是“写哲学与写诗紧密关联：哲学即诗歌——我们应当仅仅像写诗那样写哲学；除了写诗，哲学什么也不是”（Schalkwyk 2004:56）。
追求哲学与诗歌的统一，让维特根斯坦回到古希腊的争论之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严格区分哲学与诗歌，号召人们把诗人和剧作家逐出正义的城邦。
苏格拉底认为，“悲剧家是模仿者，他的本质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就像其他所有模仿者”；“他的创作诉之于灵魂的低劣部分，而非诉之于灵魂的最佳部分”；“要是他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拥有真正的知识，那么他一定会献身于这些真正的事物，面不会热衷于对真实事物的模仿”；“他更渴望成为受到称羡的对象，而不会热衷于做一个称羡者。”
综上所述，诗歌“具有强大的腐蚀性，甚至连优秀人士也要高度警惕，因为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它的腐蚀”。可是，在苏格拉底言论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明显矛盾。史蒂芬·马尔霍尔说：
“在《理想国》中，以及在其他地方，苏格拉底都乐意用准诗学的意象，来表达哲学高于文学的思想。”（Mulhall 2009:2）
而且，柏拉图用来发扬苏格拉底思想的媒介，是对话录：这是一种戏剧形式，鼓励读者参与哲学的过程，鼓励读者主动生产（而不是被动吸收）作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苏格拉底简单地把诗歌（戏剧）逐出理想中的城邦。相反，他的言论“向我们透露，诗歌始终内在于哲学理想国”（Mulhall 2009:3）。
诗歌是哲学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在19世纪的两位人物的作品中得到凸显：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他们都对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产生重大影响。
在克尔凯郭尔眼里，个人需要从“个人存有”（日常的自我）转变为内在的、本真的主体性（Kierkegaard 2004:66）。但是，对于哲学作者，这就提出了新的难题：作者写出来的书，如何避免直接告诉读者该怎么做，同时让读者踏上成为自我（“更深意义上的”自我）的旅程（Kierkegaard 1958:47）。
克尔凯郭尔发现，利用作品的表现形式本身，可以解决这一难题。更具体地说，就是利用所谓的“假名”或“异名”。在《最初和最后的说明》（1846）中，他这样形容该策略：
我的假名或者多重假名在我的人格中并无偶然根据……相反，这根据本质上就在创作本身……所写的东西当然是我的，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我用使对白可听的办法，把创作出来的诗性意义上的真实个体的人生观塞到他的口中。这是因为我与我创作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诗人的距离更远，诗人创造人物，但他本人仍然是前言中的作者。换言之，
我是非人格的或者说以第三者出现的人格化的提词人，我以诗化的方式创造出了作者，他们的前言相应的就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名字也是如此。因此，这些假名著作中没有一个字出自我本人;除了作为第三者，我对它们没有任何见解;除了作为读者，我对其重要性一无所知，甚至与它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人关系，因为与双重反思的沟通有这样的关系是绝无可能的。
在《畏惧与颤栗》这样的假名作品中，克尔凯郭尔没有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观念；相反，他“用诗歌”制造出叙述者，约翰纳斯·德·希伦提欧，“这个只在诗人中间的诗性人物”。这个诗人（“信仰的骑士”“无限弃绝的骑士”）之所以讨论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圣经故事，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他说明，宗教信仰不是用一套学说可以把握的东西（不是哲学问题）。
第二，因为宗教信仰不是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如约翰纳斯所说：“信仰开始于思想止步之处”——所以，信仰迫使读者做出主观的“跃迁”，找到对自身而言的真理（Kierkegaard 2003:82）。
第三，因为本书说的是约翰纳斯努力把自己同亚伯拉罕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不妨把约翰纳斯视为一个榜样，鼓励我们发展多样的诗学视角，帮助我们对美学、伦理学、宗教的生活形式进行反思。
尼采的作品——同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一样——质疑了传统的哲学实践。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二人是“反哲学”，是一种“现成品哲学，类似于20世纪初的现成品艺术”。他说：“反哲学不生产传统的可识别的哲学文本，而是教导我们如何改变脑中的想法，从而使得特定的实践、话语、经验变得普遍可见。”（Groys 2012: xiv）
尼采对传统哲学思维的欺骗力量的挑战，他的文字风格上：体现在语言的韵律、质感、节奏上。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谈到“风格艺术”，说明文字与诗歌密不可分：
“用符号来表达一个状态，表达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紧张，包括这些符号的韵律，这就是一切风格的意义……任何风格，只要它在符号和符号的韵律或表情姿势方面没有失误的话，都是好的风格……壮丽伟大韵律的技巧，在表达方面的壮丽风格，表现优美和超过人类热情的伟大波动，这些都是第一次被我发现。”
当尼采说诗歌“导致了某种流言蜚语式的做作和思想的不纯”的时候，他赞同《理想国》的苏格拉底；但是，对尼采来说，正是“通过将不纯的思想的面纱蒙在生活上，而使生活的外观显得可以忍受”。
在他看来，“幻想是感觉生物的生命所必需的。幻想是文化进步所必需的”。这是因为，诗歌和艺术对立于“知识冲动”，而且是控制“知识冲动”的手段。知识冲动会“把人和非凡的东西从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清除出去”。面对“大难题：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尼采的答案很明确：
“就目的和结果来说，它是艺术。”虽然“它和科学使用同一种手段——概念表述”，但是，哲学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形式。所以，“哲学的价值与其说来自知识王国，不如说来自生命世界。”
把梯子丢开
现在，我们回到维特根斯坦的论断（“我们的确应当把哲学仅仅作为诗歌来写”）。考虑到他自己的哲学，还有上文概括的美学式的哲学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一论断？
到目前为止，在《逻辑哲学论》的语境下，我可以说这一论断的意义在于：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旨在寻找某些方式，“使我们得到正确的途径”。
因此，如同文学作品或诗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风格，要求人们认真关注他选择的语词。因为我们要“描绘每个错误的外观”，所以他说了什么，说话的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逻辑哲学论》中，文字的诗歌性质，不仅体现在句子本身的警句风格，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每个语词对整体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文字是浑然一体的——既没有多余的，也没有缺失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哲学论》如同一首诗歌，只有作为整体阅读才能把握其论点。就像诗歌不接受改写，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也不能随便替换词语，而不破坏（降低）整体效果。遵循巴迪欧的说法，或许可以把这种效果叫作维特根斯坦的“马拉美一面”（关注精确、句法、结构的一面），从而让《逻辑哲学论》同马拉美的“掷骰子”联系起来。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在《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实践中，还有另一层面。这个层面很接近兰波和里尔克的作品，它旨在让读者明白：“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在晚年关于美学的谈话（1938-1946）中，他说：“我所做的是使人们相信去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在1938年3月23日的遗稿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假如说我想教给人们的不是更正确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思维运动，那我的目的就是重估价值，所以我认同尼采，认同哲学家应该成为诗人的观点。”
这种新的思维运动，紧紧联系着对新的哲学方法的欲望：这种哲学方法将改变读者用语言思考生命的方式。如同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也清楚，要实现这样的结构转换，需要的不是一系列哲学指令，而是一种书写的艺术。在《逻辑哲学论》的例子中，这种书写艺术呈现为一种丢掉梯子的革命诗学：“在其已经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Reference
Henry E. Allison, ‘Christianity and Nonsens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0:3 (1967)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ora Diamond,The New Wittgenstein (Routledge , 2000 )
Eli Friedlander, Signs of Sense: Reading Wittgenstein’s ‘Tractat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uliet Floyd, Loneliness, Boston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9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98 )
Søren Kierkegaard, 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n Auth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London: Penguin, 2003)
B. F. McGuinness, Young Ludwig: Wittgenstein’s Life, 1889–1921 (Clarendon Press, 2005)
Stephen Mulhall, The Wounded Animal: J M. Coetzee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Schalkwyk, The Literary Wittgenstein (Routledge,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