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宇宙感觉。
一个理论？是的，不要害怕这个词。这个词最近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零敲碎打、东拼西凑。没有理论，我们就会原地踏步，堆积许多评论和意见，自我封闭于想象和妄想，迷失在戏剧化场面中，溺死在细节里。我们就会受到越来越混沌的日常琐事的重压，喘不过气来。然而，任何一种理论若想有价值，都必须奠基于某种根本性的思想上，必须和坚强的实践相联系，并且保持开放的态度。
千百年来，文化（它要在提高生活，使心灵更为敏锐——和沙龙中的闲谈毫无关系）总是建立在神话、宗教和玄学之上。今天，文化却已没有任何基础。文化在繁殖，如此而已，它唯一的法则就是市场规律。所有人，或至少是一群不断增多的人，感到了这种基础的缺乏。任何向旧日的基础的回归，都是幼稚、不完整和具有讽刺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基础。而地缘诗学的提出，正是为了建设它。
深刻含义上的文化要发生发展，就需要社会群体达成某种一致，或者说，就需要人们一致将某些东西视为根基。在一切有根据、有生气的文化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个中心性的策源地。所有人（当然他们的话语层次各自不同）–不论书房里的哲学家，还是田野上的农民——都以其为最重要的参考。在基督教中世纪，这个参考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古典希腊时期，是哲学和政治的广场。在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则是人和动物的关系。
进行了多年的历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曾这样提问：是否存在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不分东西南北的所有人——达成共识？无论有多少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心理——它们今日何其繁盛甚至猖獗，它总能超越它们。我的思考最后使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地球本身。这奇异而又美丽的星球，在整个银河系中似乎绝无仅有。正是在它上面，我们所有人尝试生活，而我们的尝试苦多乐少。
新词“地缘诗学”中的“地缘”，来源于此。
至于“诗学”，我不是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它，把它等同为“诗歌的理论”。这里的“诗”，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纯诗、个人的诗之类），更不是退化了的宽泛意义上的诗（电影中的心血来潮，流行歌的浪漫抒情等等）。我们快点跨过这一套贫弱的社会学，想想别的定义，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动性的智慧”（nous poetikos）。
通过“诗学”，我想说思想有一种根本的活动力。正是因此，我认为不仅有文学的诗学，也有哲学的诗学、科学的诗学，甚而还可以有——为什么不呢？——政治的诗学。这样，地缘诗学家一步就跨入了一个广大无边的领域。广大无边，这首先说的是该领域的量之大（我并不反对量的积累，但条件是有足够的力可以运载它），包罗之广。其次，它还带有“不同寻常”、“超乎寻超”的意义，或者说该领域已漾出了所有“寻常”。运载着无边的物质——地球物质、扩大意义上的‘事’和‘人’——，地缘诗学打开一个文化、思想和生命的空间。一言以蔽之：一个世界。
我之所以说“地缘诗学家”（这个词根据“逻辑学家”、“数学家”的样本造出），而不说‘地缘诗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人们以为——事情很可能会如此——地缘诗学是一种地理学的模糊暧昧的诗意表达。地缘诗学建立在厄洛斯、逻各斯和宇宙的三部曲上，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协调。这就是我之所谓“一个世界”。
当然，任何世界都产生于精神与大地的接触。当这种接触富于感觉、智慧和机敏时，它产生的世界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相反，倘若它愚蠢而粗暴，那世界就不成之为世界，文化就不成之为文化，而只是越来越多的反世界和反文化的肮脏堆积。
讲到我，一切都开始于苏格兰西海岸一块20平方公里的的地带，开始于我与那里一草一木的亲密无间。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我对此也有充分的意识。然而，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为那猛然觉醒的良知充当着起点，使政治与教育的改变成为可能。即使在最不利的城市环境中，也总是有一些迹象和痕迹，可供我们追寻感受，——如果我们的精神已被唤醒，并遵循着某种既定的方向前进。
为了更新和扩大我的初始而又激进的经验，我穿越了各种各样的国土，一路上试图增广我对事物的感觉与知识。这件事情，我今天还在做着，因为意念和感觉、思想和情感的接触，即使是片刻的中断，都绝不应该。
1979年，地缘诗学的思想，在我的旅行、跋涉和浪游中（根据场合与状况的不同，我使用这些不同的词、不同的方法），在我沿着圣洛朗河北岸、往拉布拉多去的路上，成形了。后来，我在《蓝色的路》一书里记述了那次旅行，并力图把我当时感觉与思想的整个幅员，都再现出来。
别的书在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不仅说明着先前的想法，也提出若干新的见解。
在《信天翁高原》里，我从哲学、科学与诗学的角度，勾勒出一副有关地缘诗学概念最完整的地形图。当时我看到这个概念在我的工作里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我也觉察到，在我们普遍的生存背景下，它有其存在的必然。的确，地缘诗学是一个“实践理论”，它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实践（科学、艺术等）提供一个基础、许多框架。今天，这些实践已在试图走出狭隘的学科限制，但它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基座，也就不能拥有持久的活力。
在这些哲学、科学和诗学的参考之外，我还加入了一些知识分子、“生存分子”的画像。他们可以看作是地缘诗学的先驱，比如洪堡、梭罗或谢阁兰。我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为了强调思想和实际的生活从来都密不可分，而理论总是植根于真实里。同时，也是为了表视出了作为一种思想，地缘诗学其实超越时空的界限，潜在于许多不同的人身上。一个没有先驱者的思想，只是一个妄想。面对这些先驱者的作品，我进行了一番具有侵蚀性和能动性的阅读。因为我需要的不仅是博学和历史，更是要为精神划出一个地理来。
为了使地缘诗学的思想保有它的精确和宽广，我决定于1989年建立地缘诗学国际学院。
几年后，我发起了“群岛”计划，在全世界组织各种工作间，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实践地缘诗学的思想。
地缘诗学正在前进和扩展，工作间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学院掌握着方向，同时又保持开放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