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宇宙感觉。


《地缘诗学的广阔领域》

kenneth white

李金佳 译


一个理论?是的,不要害怕这个词。这个词最近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零敲碎打、东拼西凑。没有理论,我们就会原地踏步,堆积许多评论和意见,自我封闭于想象和妄想,迷失在戏剧化场面中,溺死在细节里。我们就会受到越来越混沌的日常琐事的重压,喘不过气来。然而,任何一种理论若想有价值,都必须奠基于某种根本性的思想上,必须和坚强的实践相联系,并且保持开放的态度。

千百年来,文化(它要在提高生活,使心灵更为敏锐——和沙龙中的闲谈毫无关系)总是建立在神话、宗教和玄学之上。今天,文化却已没有任何基础。文化在繁殖,如此而已,它唯一的法则就是市场规律。所有人,或至少是一群不断增多的人,感到了这种基础的缺乏。任何向旧日的基础的回归,都是幼稚、不完整和具有讽刺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基础。而地缘诗学的提出,正是为了建设它。

深刻含义上的文化要发生发展,就需要社会群体达成某种一致,或者说,就需要人们一致将某些东西视为根基。在一切有根据、有生气的文化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个中心性的策源地。所有人(当然他们的话语层次各自不同)–不论书房里的哲学家,还是田野上的农民——都以其为最重要的参考。在基督教中世纪,这个参考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古典希腊时期,是哲学和政治的广场。在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则是人和动物的关系。

进行了多年的历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曾这样提问:是否存在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不分东西南北的所有人——达成共识?无论有多少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心理——它们今日何其繁盛甚至猖獗,它总能超越它们。我的思考最后使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地球本身。这奇异而又美丽的星球,在整个银河系中似乎绝无仅有。正是在它上面,我们所有人尝试生活,而我们的尝试苦多乐少。

新词“地缘诗学”中的“地缘”,来源于此。

至于“诗学”,我不是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它,把它等同为“诗歌的理论”。这里的“诗”,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纯诗、个人的诗之类),更不是退化了的宽泛意义上的诗(电影中的心血来潮,流行歌的浪漫抒情等等)。我们快点跨过这一套贫弱的社会学,想想别的定义,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动性的智慧”(nous poetikos)。

通过“诗学”,我想说思想有一种根本的活动力。正是因此,我认为不仅有文学的诗学,也有哲学的诗学、科学的诗学,甚而还可以有——为什么不呢?——政治的诗学。这样,地缘诗学家一步就跨入了一个广大无边的领域。广大无边,这首先说的是该领域的量之大(我并不反对量的积累,但条件是有足够的力可以运载它),包罗之广。其次,它还带有“不同寻常”、“超乎寻超”的意义,或者说该领域已漾出了所有“寻常”。运载着无边的物质——地球物质、扩大意义上的‘事’和‘人’——,地缘诗学打开一个文化、思想和生命的空间。一言以蔽之:一个世界

我之所以说“地缘诗学家”(这个词根据“逻辑学家”、“数学家”的样本造出),而不说‘地缘诗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人们以为——事情很可能会如此——地缘诗学是一种地理学的模糊暧昧的诗意表达。地缘诗学建立在厄洛斯、逻各斯和宇宙的三部曲上,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协调。这就是我之所谓“一个世界”。

当然,任何世界都产生于精神与大地的接触。当这种接触富于感觉、智慧和机敏时,它产生的世界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相反,倘若它愚蠢而粗暴,那世界就不成之为世界,文化就不成之为文化,而只是越来越多的反世界和反文化的肮脏堆积。

讲到我,一切都开始于苏格兰西海岸一块20平方公里的的地带,开始于我与那里一草一木的亲密无间。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我对此也有充分的意识。然而,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为那猛然觉醒的良知充当着起点,使政治与教育的改变成为可能。即使在最不利的城市环境中,也总是有一些迹象和痕迹,可供我们追寻感受,——如果我们的精神已被唤醒,并遵循着某种既定的方向前进。

为了更新和扩大我的初始而又激进的经验,我穿越了各种各样的国土,一路上试图增广我对事物的感觉与知识。这件事情,我今天还在做着,因为意念和感觉、思想和情感的接触,即使是片刻的中断,都绝不应该。

1979年,地缘诗学的思想,在我的旅行、跋涉和浪游中(根据场合与状况的不同,我使用这些不同的词、不同的方法),在我沿着圣洛朗河北岸、往拉布拉多去的路上,成形了。后来,我在《蓝色的路》一书里记述了那次旅行,并力图把我当时感觉与思想的整个幅员,都再现出来。

别的书在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不仅说明着先前的想法,也提出若干新的见解。

在《信天翁高原》里,我从哲学、科学与诗学的角度,勾勒出一副有关地缘诗学概念最完整的地形图。当时我看到这个概念在我的工作里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我也觉察到,在我们普遍的生存背景下,它有其存在的必然。的确,地缘诗学是一个“实践理论”,它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实践(科学、艺术等)提供一个基础、许多框架。今天,这些实践已在试图走出狭隘的学科限制,但它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基座,也就不能拥有持久的活力。

在这些哲学、科学和诗学的参考之外,我还加入了一些知识分子、“生存分子”的画像。他们可以看作是地缘诗学的先驱,比如洪堡、梭罗或谢阁兰。我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为了强调思想和实际的生活从来都密不可分,而理论总是植根于真实里。同时,也是为了表视出了作为一种思想,地缘诗学其实超越时空的界限,潜在于许多不同的人身上。一个没有先驱者的思想,只是一个妄想。面对这些先驱者的作品,我进行了一番具有侵蚀性和能动性的阅读。因为我需要的不仅是博学和历史,更是要为精神划出一个地理来。

为了使地缘诗学的思想保有它的精确和宽广,我决定于1989年建立地缘诗学国际学院。

几年后,我发起了“群岛”计划,在全世界组织各种工作间,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实践地缘诗学的思想。

地缘诗学正在前进和扩展,工作间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学院掌握着方向,同时又保持开放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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